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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人们接受的法律应与他们的习惯、风俗、气候、宗教、人口和贸易形式相适应。
孟德斯鸠
实质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嗜好,从事同样的娱乐,阅读同一类书,讲着同一言语。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美国人和英国人主张,应把虐待和专横都视为盗窃,所以他们简化了审讯程序和减轻了刑罚。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权力产生错误的理解,以至于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职位而不顾荣誉。——托克维尔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据我们欧洲的一些人说,共和并非象大家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而是依靠多数得势的几个人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起领导作用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知道人民具有最大作用的人;这些人经过自己的独特判断,可以不与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且,共和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认它有权任意行事,敢于蔑视人们迄今所尊重的一切,即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初浅的公认准则都一概敢于蔑视的政府。——托克维尔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法学家】。他们离开阴阴森森的法庭大堂,走出积满灰尘的办公斗室,出现于王公大人的宅邸,坐在衣貂披甲的封建男爵的身旁。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必须将服从这一事实与其原因区别开来。有些民族屈从于国王的专横,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有进行统治的绝对权力。另一些民族则将国王看作祖国的唯一代表,或上帝在世间的形象。还有些民族崇拜继贵族专制寡头政治而出现的王权,怀着某种夹杂着欢乐与感激的宁静心理去服从王权。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服从中,无疑可以遇到一些偏见;它们表明知识不足,精神谬误,却并不表明心灵卑下。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如果我们从十一世纪开始考察一下法国每五十年的变化,我们将不会不发现在每五十年末社会体制都发生过一次双重的革命: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一个从下升上去。这样,每经过半个世纪,他们之间的距离就缩短一些,以致不久以后他们就汇合了。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无论面向何处,我们都会看到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种事件,到处都在促进民主。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在民主时代,读者大众对待作家的态度,一般说来就象国王对待他的宫内侍臣。读者大众使作家发了财,但看不起他们。试问:对待出生于宫庭或蒙宠而在宫庭里生活的御用文人,除了如此还应当如何呢?民主国家的文学界,总有这样的一批视文学为商业的作家,而且那里出现的某些大作家,其个人的作用可以胜过几千名思想小贩。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美国的法律承认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却对剧作家实行一种检查制度。不经市镇行政官员的许可,不得演出戏剧。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全体人民和个人对戏剧的态度是一致的。全体人民和个人对于他们的主要关心对象无不热心对待,而对于他们不爱好的对象则千方百计不让它们侵入。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民主制度不仅使实业阶级染上了文学爱好,而且把商业精神引进了文学界。在贵族制度下,读者吹毛求疵,人数不多;而在民主制度下,却不难迎合读者的心意,但读者的人数众多。因此,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使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但决不会使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廉价推销作品获得大大的财富和小小的名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需要人们的钦佩,而只要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可以了。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看到的几乎所有卑鄙行径,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由于时运不济,害怕失去职位而遭到惨败时所为,就是他们把野心和激情集中于追求权力,不愿意失去权力时所为。他们有一种害怕心理,使他们对权力产生错误的理解,以至于为了现在而牺牲未来,为了职位而不顾荣誉。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依靠人民的激情实现的革命,一般说来是人们渴望的事情,而不是事先计划好的事情。吹嘘事先有密谋,那只是想由此得到好处。革命是由人们精神的一种通病自发地产生的,这种通病突然在谁也不能预料的意外状况下把事态引向危机;至于所谓的这些革命策划者或指导者,实际上什么也没有策划,什么也没有指导。他们的唯一功劳,是发现了大部分未知陆地的冒险家的那种功劳。也就是说,风推你前进多少,你才敢于前进多少。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不能说服他们中的哪怕一个人,反而引导他们说出了这种令人吃惊的话:既然政府犯了错,那么政府就应该独自受难,我们不愿意为将局势闹到这种境地的人进行屠杀。然而,这的确是有着各种贪婪的欲望的中产阶级的意见,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如此。通过中产阶级的表现形成的舆论,反过头来指责政府放纵中产阶级,让它最终竟然与政府作对。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的确,居民一般有权通过普选选出他们的官员;但实际上常常是总督替这小小的选举团指定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从来都是以全普通过。另有几次,总督撤销了自发举行的选举,亲自任命收税员和理事,无限期中止一切新选举。这种例子数以千计。不可能想象比这些社区官员的命运更严酷的了。中央政府最下层的代理人,即总督代理,逼迫他们百依百顺,并常常处以罚金,有时还将他们下狱;因为,其他地方仍然执行的保障公民不受专横侵害的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了。1750年一位总督说道:“我把私下抱怨的几个村社负责人关进了监狱,我强迫这些社区支付骑警队骑兵巡逻的费用。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政府自感涉世浅身世微,办起事来总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碍。当人们读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种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专制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于是它停顿下来,犹豫,商议,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权力的天然范围。路易十五优柔寡断的利己主义和他的继任者的仁慈品德均有此倾向。况且这些君王从未想到会有人要推翻他们。他们丝毫不具备后来的统治者常因恐惧而沾上的那种不安的、冷酷的天性。国王们蹂躏的只是些他们看不见的人。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公共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举出许多人,他们几乎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的傲慢,对民众则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骄傲。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对他们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几乎所有革命家后来都显示出这一双重性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公民多数人的感情所表现的那种尊重相去万里。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这是他们唯一做不到的事。不论他们可以使你说些什么话,但是他们不能使你相信这些话。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 “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如果你感到保持人性是值得的,即使这不能有任何结果,你也已经打败了他们。”
乔治·奥威尔
不论他们可以使你说些什么话,但是他们不能使你相信这些话,他们不能钻到你肚子里去。
乔治·奥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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