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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度;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度是超脱痛苦与烦恼。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热狂之途。——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彻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 [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认为韩德尔比巴赫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
傅雷
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
傅雷
中国人不是不讲形而上学,但不像西方人抽象,而往往用诗化的意境把形而上学的理论说得很空灵,真正的意义固然不易捉摸,却不至于像西方形而上学那么枯燥,也没那种刻舟求剑的宗教味儿叫人厌烦。西方人对万有的本原,无论如何要归结到一个神,所谓God [神,上帝],似乎除了God [神,上帝],不能解释宇宙,不能说明人生,所以非肯定一个造物主不可。好在谁也提不出证明God [神,上帝]是没有的,只好由他们去说;可是他们的正面论证也牵强得很,没有说服力。他们首先肯定人生必有意义,灵魂必然不死,从此推论下去,就归纳出一个有计划有意志的神!可是为什么人生必有意义呢?灵魂必然不死呢?他们认为这是不辩自明之理,我认为欧洲人比我们更骄傲,更狂妄,更ambitious [野心勃勃],把人这个生物看做天下第一,所以千方百计要造出一套哲学和形而上学来,证明这个“人为万物之灵”的看法,仿佛我们真是负有神的使命,执行神的意志一般。在我个人看来,这都是vanity [虚荣心]作祟。东方的哲学家玄学家要比他们谦虚得多。除了程朱一派理学家dogmatic [武断]很厉害之外,别人就是讲什么阴阳太极,也不像西方人讲God [神]那么绝对,凿凿有据,咄咄逼人,也许骨子里我们多少是怀疑派,接受不了太强的insist [坚持],太过分的certainty [肯定]。
傅雷
“理财”,若作为“生财”解,固是一件难事,作为“不亏空而略有储蓄”解,却也容易做到。只要有意志,有决心,不跟自己妥协,有狠心压制自己的fancy [一时的爱好]!老话说得好:开源不如节流。我们的欲望无穷,所谓“欲壑难填”,若一手来一手去,有多少用多少,即使日进斗金也不会觉得宽裕的。既然要保持清白,保持人格独立,又要养家活口,防旦夕祸福,更只有自己紧缩,将“出口”的关口牢牢把住。“入口”操在人家手中,你不能也不愿奴颜婢膝的乞求;“出口”却完全操诸我手,由我做主。你该记得中国古代的所谓清流,有傲骨的人,都是自甘淡泊的清贫之士。清贫二字为何连在一起,值得我们深思。我的理解是,清则贫,亦惟贫而后能清!我不是要你“贫”,仅仅是约制自己的欲望,做到量入为出,不能说要求太高吧!这些道理你全明白,无须我啰嗦,问题是在于实践。你在艺术上想得到,做得到,所以成功;倘在人生大小事务上也能说能行,只要及到你艺术方面的一半,你的生活烦虑也就十分中去了八分。古往今来,艺术家多半不会生活,这不是他们的光荣,而是他们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非真的对现实生活太笨拙,而是不去注意,不下决心。因为我所谓“会生活”不是指发财、剥削人或是啬刻,做守财奴,而是指生活有条理,收支相抵而略有剩余。要做到这两点,只消把对付艺术的注意力和决心拿出一小部分来应用一下就绰乎有余了!
傅雷
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
毛泽东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毛泽东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鲁迅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鲁迅
现在社会上时髦的都通行骂官僚,而学生骂得尤利害,然而官僚并不是天生的特别种族,就是平民变就的,现在学生出身的官僚就不少,和老官僚有什么两样呢?‘易地则皆然’,思想言论举动丰采都没有什么大区别……便是学生团体新办的许多事业,不是也已经难免出弊病,大半烟消火灭了么?差不多的。但中国将来之可虑就在此……
鲁迅
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枝毫毛!
鲁迅
在中国目前社会里,很多情况下,感情往往并不是男女结合的主要因素,而常常要受其他因素的制约和支配。
路遥
富有戏剧性的是,二十多年前,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是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聚合成了大集体的生产方式,而眼下所做的工作却正好相反。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大合大分,这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说不定若干年后,中国农村将会又一次重新聚合成大集体——不过,那时的形式不会也不应该等同于以往了。人类正是这样不断地在否定之否定中发展的。当然,短短几十年中,如此规模的社会大集散,也许只有中国才具备这种宏大气魄。
路遥
黄土高原几乎所有的铁匠都是河南人。河南人是中国的吉卜赛人,全国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这些不择生活条件的劳动者。试想,如果出国就像出省一样容易的话,那么全世界也会到处遍布河南人的足迹。他们和吉卜赛人不一样。吉卜赛人只爱飘泊,不爱劳动。但河南人除过个别不务正业者之外,不论走到哪里,都用自己的劳动技能来换取报酬。
路遥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我们交际了半年,又谈起她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时,她默想了一会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了出来的话。其时是我已经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她也完全了解的了。这几句话很震动了我的灵魂,此后许多天还在耳中发响,而且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那样的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鲁迅
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原来却并不坏,天真……。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鲁迅
你这样的看我,你怪我何以和先前太不相同了么?是的,我也还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但我现在就是这样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我有时自己也想到,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会不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是这样。
鲁迅
中国的哭和拜,什么时候才完呢?
鲁迅
我离开仙台之后,就多年没有照过相,又因为状况也无聊,说起来无非使他失望,便连信也怕敢写了。经过的年月一多,话更无从说起,所以虽然有时想写信,却又难以下笔,这样的一直到现在,竟没有寄过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从他那一面看起来,是一去之后,杳无消息了。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他所改正的讲义,我曾经订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将作为永久的纪念。不幸七年前迁居的时候,中途毁坏了一口书箱,失去半箱书,恰巧这讲义也遗失在内了。责成运送局去找寻,寂无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鲁迅
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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