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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有一个不寻常想法时,不要用“我不是专家,我想的能对吗”这个问题自我打击。你要问的正确问题是:第一,这个市场是有效市场吗?如果是有效市场,那就放弃。第二,这是一个不充分均衡吗?如果是不充分均衡,那专家就不足惧——专家想要的跟你想要的东西的不在一个维度,他们并不在乎某些低垂的果实。
万维钢
经济学家一般不喜欢强制性的命令,他们最喜欢用“激励”手段。学习经济学如果只记住一个词,那就是“激励”,英文叫incentive。如果只记住一句话,那就是“人会对激励做出反应”。
万维钢
先想到一个价值,分类才是值得的。如果没有价值,只是随便分类,就很有可能限制自己的认知,还可能无形地伤害别人。
万维钢
如果你为创业公司工作,那么这里有一个评估竞争对手的妙招——关注他们的招聘职位。
保罗·格雷厄姆
有一句俗话说,如果你自己做不到,那就去当老师。
保罗·格雷厄姆
什么是技术?技术就是某种手段,就是我们做事的方式。如果你发现了一种做事的新方式,它的经济价值就取决于有多少人使用这种新方式。技术就是钓鱼的鱼竿,而不是那条鱼。这就是创业公司与餐馆或理发店的区别。餐馆煎鸡蛋,理发店剪头发,每次只能为一个顾客提供服务,但是如果你解决了一个热门的技术难题,别人都会使用你的解决方案。这就是可放大性。
保罗·格雷厄姆
有一个办法可以发现是否存在可放大性,那就是看失败的可能性。因为收入和风险是对称的,所以如果有巨大的获利可能,就必然存在巨大的失败可能。如果你有一个令你感到安全的工作,你是不会致富的,因为没有危险,就几乎等于没有可放大性。
保罗·格雷厄姆
真实世界的特点是,它极其庞大。如果总体足够大,即使是人数最少的少数派,只要聚集在一起,也能产生可观的力量。
保罗·格雷厄姆
如果你能养成把生活和事业看成是一种冒险的习惯,而不是“接下来会伤害我的东西”,你就会不再那么担心,并且享受当下,期待最好的结果。一旦你这样做了,你会惊讶于改变你的看法,你创造的个人品牌也会变得更好。
布伦达·本斯
如果你对工作并不像你希望的那样感到满意,那么,定义你自己的领导品牌可以帮助你重新开始享受你的工作。一旦你定义并明确了你在工作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你想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个人品牌的全部意义,你的工作将有新的意义。
布伦达·本斯
英国刑法学家詹姆士·斯蒂芬在《自由·平等·博爱》一书中所说的话:在任何情况下,立法都要适应一国当时的道德水准。如果社会没有毫不含糊地普遍谴责某事,那么你不可能对它进行惩罚,不然必会“引起严重的虚伪和公愤”。公正的法律惩罚必须取得在道德上占压倒优势的多数的支持,因为“法律不可能比它的民族更优秀,尽管它能够随着标准的提升而日趋严谨”。
罗翔
法律惩罚的正当性来源于民众朴素的道德期待,法律只是道德的载体,而不能任由权力意志天马行空。如果一种行为在道德上值得鼓励,那无论如何都不能发动刑罚权。
罗翔
如果法治是我们的志业,那么我们应该根据法治的属性来追求它自然的结果,而不能以法治之名追求其他的结果。从诞生之日,法治就是为了约束权力,法律人的使命不是为了权力的垂青,不是为了群众的掌声,更不是为了一己的虚荣。
罗翔
社会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拼接产物,而是由看不见的公共思想凝结而成。如果这些结合太过松散,社会成员就会相互疏离。公共道德是束缚的一部分,束缚是社会代价的一部分。人类如果需要社会,就必须付出代价。
罗翔
“口袋罪”很容易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主要是因为它与法治所追求的对公权力的约束有冲突。对民众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公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如果法律规定模糊不清,那么公权力就会成为脱缰的野马。
罗翔
如果不在法益理论中引入伦理道德的思考,这种理论很容易将刑法沦为纯粹的工具。法益概念本是功利主义哲学的产物,奉行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法益论者认为,超个人的法益如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只要能够满足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就有保护的必要。但是,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让少数人的权利几乎没有容身之处。
罗翔
如果我们在谈判中,由于缺乏经验、知识、技能,从而需要中立、专业之第三方的协助,这,就是协调。
熊浩
所以,谈判中我们应该有这种基础认知:我可以满足你的需要——如果,你能满足我的利益的话。
熊浩
如果拥有筹码,想要交换什么,这个互动就是双方利益和需要的相互满足,这,才是谈判。
熊浩
“智”要用来行“仁”,否则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甚至还可能反过来害人。“勇”也只能用于行“仁”,否则就是暴力了。所以为什么说“当仁不让”,当仁才可以不让,如果不当仁,那就一定要让。
曾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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