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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CEO只是搭便车的,拿着高薪在员工创造的浪头上冲,偶尔做出关键决策,但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选择该战略的设计师、中层管理者甚至客户更多。
马特·里德利
演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它是理解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变化的最佳途径。人类制度、人工制品和习惯的改变,都是渐进的、必然的、不可抵挡的。它遵循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叙述方式;它慢慢推进而非大步跳跃;它有自己自发的势头,不为外部所推动;它心里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具体的终点;它基本上是靠试错产生的,而试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
马特·里德利
1908年,哲学家埃米尔·沙尔捷对技术提出了最漂亮的演变见解。他这样描写渔船:每艘船都复制自另一条船……很明显,制造得非常糟糕的船,出航一两次之后就沉底了,故此不会遭到复制……那么就可以说,是大海本身,用它彻底的严谨性,选择了功能适应的船只,摧毁了不适应者,从而塑造了船只。
马特·里德利
我们的习惯、制度、语言甚至城市,都在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机制竟然惊人地符合达尔文主义:它是渐进的、无指向的、突变的、不可阻挡的、组合的、有选择性的,在某些模糊的意义上,也是进步的。
马特·里德利
如果一个物种有许多代都反复遭遇相同的体验,那么,它的后代最终会选择某一种能应对这一体验的遗传素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碰巧一开始就获得了能应对该环境的素质的后代,会比其他后代更好地生存下来。于是,基因借此体现了过去的体验。从前需要后天学习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本能。
马特·里德利
法官逐步改变普通法,一个案例接一个案例地调整法律原则,以求符合事实。如果出现了新的难题,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处理结论,而随着时代有别,前后接续的法庭逐步地选择自己偏爱的路线,最终会形成一种文雅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
马特·里德利
在类比中作出选择,就是在选择视角。这意味着从某个特别的角度看待事物,对情境采取某种特别的看法。这意味着,尽管我们自认是幕后提线的人,实际上却不过是木偶,只是意识不到身上的线罢了。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类比之所以极为有效,就在于表象确实是本质的重要标识。因此,依靠表象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生活策略。在某一情境的众多表象特征中,必须努力分辨,才能选择哪一个作为依靠的对象。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作类比是我们大脑功能的重要基石,让我们能够利用从过去经验中获取的丰富智慧,不仅包括已经被贴过标签的概念,如狗、猫、欢乐、辞职、矛盾,等等,也包括没有贴上标签的概念,如上回我出门忘带钥匙结果在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等等。这些概念,无论具体还是抽象,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在我们大脑找类比的过程中有选择性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激活。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为了通过已知的旧事物来理解未知的新事物,我们的大脑无时不刻不在作类比,并用类比选择性地唤醒脑中的概念。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在欧洲人殖民的—个世纪内,有4万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贾雷德·戴蒙德
从根本上来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所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
贾雷德·戴蒙德
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相比之下,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换句话说,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许多动物的形体大小改变了:牛、猪和绵羊在驯化中形体变小了,豚鼠在驯化中则形体变大了,而母牛则因产奶量高得到选择。
贾雷德·戴蒙德
约旦河谷最早的农民从他们能够得到的23种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这两种最好的(大麦和二粒小麦)。当然,在栽培之后产生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改变,可能是这些最早的农民的所作所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把谷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栽培时,一开始就选择了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以种子大小、好吃和产量高这些容易发现的标准为基础的。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所栽种的植物种子和它们的许多野生祖先的种子的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在味苦方面。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为防动物把它们吃绰,在演化过程中味道变苦而难以人口,或竟然有毒。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实好吃的植物让动物来撒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出芽来了。
贾雷德·戴蒙德
就植物来说,我们不过是无意间“驯化”了植物的成千上万种的动物之一。和其他所有动物(包括人)一样,植物必须将其子代向它们能够茁壮生长的地区扩散,并传递其亲代的基因。小动物的扩散靠行走或飞翔,但植物没有这样的选择自由,因此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沿途搭便车旅行。有几种植物的种子生得便于被风吹走或在水上漂流,而其他许多植物则把种子包在好吃的果子里并用颜色和气味来宣告果子的成熟,从而哄骗动物把种子带走。饥饿的动物把这果子扯下来吃掉,或者走开,或者飞走,然后在远离亲代树的某个地方把种子吐出或随粪便排出。种子可以用这种办法被带到几千英里之外。植物的种子连你的肠胃都无法消化,而且仍然能够从你的排泄物中发出芽来,了解到这一点,你也许会感到惊奇。
贾雷德·戴蒙德
粮食生产—旦在某个大陆的某个部分出现,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就能看到粮食生产的结果,从而作出有意识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狩猪采集族群几乎是全盘接受了邻近的粮食生产制度;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选择其中的某些成分;在还有一些情况下,他们则是完全拒绝粮食生产,而继续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可能首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的,或发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
贾雷德·戴蒙德
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野生的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猎捕或采集。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的,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它们有的不能消化,有的有毒,有的营养价值低,有的采集起来困难,有的猎捕起来危险……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个优势。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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