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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大约3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向太平洋散布,他们散居的各个岛屿环境迥异。短短几千年之内,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同出一源的族群发展出形态各异的社会。这种发散的现象可以当作基本模型,协助我们理解从上个冰期结束至今,各大洲的人类族群如何在更长的时间、更广的空间内发展出了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帝国的种种社会形态。
贾雷德·戴蒙德
汽车保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和社会保险(例如社保退休金、失业保险、职业灾害补偿、灾难救济)。保险提供者必须估计买家出事后要求赔偿的风险,但是,关于谁会遭遇什么事的信息相当不完全,因此保险市场可能面临危机。为了了解这个难题,我们先来看看保险的运作方式。根据统计,我们知道一个群体里有多少比例的成员可能发生某件憾事,但我们不确定该群体里哪个人会出事。当人们购买保险时,他们把钱投入一个共享的基金池,这笔基金被用来赔偿遭遇不幸的人。
蒂莫西·泰勒
举例说明社会保障计划所存在的BUG?假设美国政府保证所有公民至少可获得贫穷线的收入,即保证四口之家的双亲收入不低于22,162美元。如果赚不到这个收入,政府就会补足。这个提案除了似乎不够慷慨之外,哪里可能出错?这牵涉到激励问题。如果家里没人工作,全家的总收入就是22,162美元,全部来自政府。如果丈夫找到了全职工作,每年工作2000个小时,但每个小时只能赚8美元,年收入就是16,000美元。他努力赚16,000美元的结果,是全家的收入被提升到了22,162美元(你猜对了),正好和他完全不工作是相同的。我们假设妻子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每年赚到了额外的8000美元,这使得全家的收入变成了24,000美元,高于贫穷线。现在,这对夫妇每年的工作总时数是3000个小时,而他们的总收入只比他们都不工作时多出1800美元。此外,如果他们两人都去上班,可能会有额外的小孩看护费与交通费支出,而且还要缴税。相较于他们都没工作的结果,他们很可能宁愿不外出赚钱。
蒂莫西·泰勒
如何推动创新?推动创新的关键因素,是创新者从研发投资中得到大部分经济利益的能力,经济学家称之为“专属性”(appropriability)。如果发明者和厂商没有从努力中获得充分的回报,他们就不会做出太多创新。对创新等正外部性的适当措施,是帮忙补偿生产者的创新成本。授予并保护知识产权是达成目标的一种机制。但经济创新的最终目的不是要讨好创新者,而是要鼓励稳定持续的创新,以提高社会的生活水平。
蒂莫西·泰勒
举例说明什么叫价格管制?当政治人物被说服制定法律,将产品价格维持在低位时,他们就创造了价格上限(price ceiling):产品价格的最大值。美国的房租管制法(Rent-control Laws)是价格上限的一个例子,房租管制的政治理论在于栖身之处是一种需要(need)而非想要(want),而没有管制的住房均衡点会太高,让很多民众无法负担。
蒂莫西·泰勒
捕捉猎物、饲养牲畜、把谷物磨成面粉,甚至把面粉制成面包。面对穿衣或建造自己住家的挑战,他们完全缺乏训练且毫无准备。即使只是修理身边的机器,也得打电话给小区的其他人,请人来修理汽车或水电。很矛盾的是,也许一个国家越富有,人们在独自、无助时的生存能力就越差。
蒂莫西·泰勒
何谓默认契约(implicit contract)?对大多数员工而言,一段时期内的工资是相当固定的。也就是说,你的薪水在公司生意差和生意好的月份是一样多的。大部分员工偏好这种模式:如果公司生意好,他们不会被立即加薪,但如果生意差,他们也不会有立刻降薪的风险。
蒂莫西·泰勒
小阿瑟·施莱辛格说:“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萨缪尔·亨廷顿
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萨缪尔·亨廷顿
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尼亚既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无任何文化联系,因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去大力帮助波斯尼亚人,而只是默许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装他们。
萨缪尔·亨廷顿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
萨缪尔·亨廷顿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诋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
萨缪尔·亨廷顿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连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萨缪尔·亨廷顿
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
萨缪尔·亨廷顿
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萨缪尔·亨廷顿
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信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
萨缪尔·亨廷顿
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萨缪尔·亨廷顿
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同。
萨缪尔·亨廷顿
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宗教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
萨缪尔·亨廷顿
人们的认同有各种层面: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
萨缪尔·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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