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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黄晓丹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61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 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
黄晓丹
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 “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 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他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被戮”也没关系的“准永生”。
黄晓丹
曾经不由辩解地伤害李陵的人们,现在又想以施恩者的角色出现。李陵再一次展现了英雄气概——虽然记得那些伤害对双方都没好处,但他决定不忘却,不与“世界的恶意”妥协。他用“丈夫不能再辱”的宣言断绝了退路,永久地自我放逐于大漠。
黄晓丹
书中写得最顺利的章节是文天祥,写得最困难的章节是李陵和吴梅村。我很多次感叹,英雄就是英雄。无需复杂的分析和写作技巧,只要从文天祥的诗歌中选出一些,按时间顺序排列呈现,生命的光辉即不言自明。欧阳修也给我类似的感受。但李陵和吴梅村,在阅读之时,我虽被他们更接近凡人的软弱和屈辱打动,但阐释起来就万分困难。原来凡人生命中微弱的光亮需要经过更复杂的折射和过滤才能呈现。
黄晓丹
关于这首词,顾随先生有一番激情洋溢的讲解: “恨”是由于“情痴”,与“风月”无关,即使无风月也一样恨。“东风”者,春天代表。春不长久也罢,须离别也罢,虽然短,总之还有。不是你(春天)来了吗?则虽是短短几十天,我还要在这几十天中拼命地享乐。此非纯粹乐观积极,而是在消极中有积极精神,悲观中有乐观态度。 人生不过百年,因此而不努力,是纯粹悲观。不用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即使还剩一天、一时、一分钟,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就要活个样给你看看,决不授降,央不气馁。“洛城花”不但要看,而且要看尽,每园、每样、每朵、每瓣。看完了,你不是走吗?走吧!”
黄晓丹
在那里,我看到当日的光线,触到长江边湿腻的细雨,感到个人置身于大变局飓风眼中时寥廓的茫然。这是诗歌存在的意义。它不是历史的注脚,而是另一种真实:当事人的心灵、眼光与当日自然、社会的独特遇合。万殊机械而不息的运转因那人心灵的统摄而产生了独特的意义,无含义的事件加工成了能被人类文明处理的情节。诗歌是语言的琥珀。
黄晓丹
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
黄晓丹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 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
黄晓丹
曹丕偏执地相信,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不管寿命长短、死亡原因,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寿命会结束,欢乐会终止。时候一到,一切戛然而止。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典论·论文》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插图] 每个读中文系的人都被要求过背诵这句话。在回答“我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典论·论文》的地位相当于医学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黄晓丹
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黄晓丹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知道屈原名平,为什么说“名余曰正则”呢?因为“正”的意思就是“平”,“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正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最平正的那个事物,也即天。
黄晓丹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插图]
黄晓丹
他们忽然意识到,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永远不能弥补了。这恐怕不仅仅是爱情,还带有梅村对自己生命的整体感觉。他后来有诗云“浮生所欠只一死”(《过淮阴有感二首·其二》)。一个亏欠一切的人,也就再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爱人。造访、弹琴、追忆、诉情,就像一组哀悼仪式。一方面,过去的疑惑已解开、内疚和委屈已诉说;另一方面,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鲜明的此刻一下从陈腐的句子中跃出:“姑苏城外月黄昏。”在这个清晰的时间地点,梅村和卞赛接受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的事实。
黄晓丹
人不是社会的手段。如果人的价值仅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世界总会消亡,从长远来看,个人生命就终究没有价值。这就是南宋亡国之后,文天祥所遇到的意义危机。反之,社会是人的手段。人必须通过扮演社会角色、承担伦理义务,承受相应的痛苦和快乐,才能有素材去建构自我,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生命到底是什么。人生因此可能不择处境而生机无限。
黄晓丹
沿用苏轼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渡海,当渡海之时,我们需要依靠船只这样的有形之物。船只即是我们恰好偶然诞生的时代、恰好偶然拥有的伦理身份、恰好拥有的天然禀赋、曾经选择但一定会被历史超越的目标和理想,及所有这些有形之物带来的限制和痛苦。没有它们,我们无法渡海,可是渡海之后,就要舍筏登岸。人必须意识到不能永远守在这条船上,被它限制。舍筏登岸,就是从伦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飞跃。
黄晓丹
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黄晓丹
关掉博物馆里西汉之后展区的灯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李陵遭遇了什么。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感动。
黄晓丹
怀俄明的好客肆意地混合着不露声色的幽默和善意的忽视。我还是动摇了。一天早晨,一对来自纽约的夫妇驾车路过怀俄明。“呃···”他们心里一定是想,“一个真正的女牛仔。”等车慢慢穿过镇子时,我发现自己踉踉跄跄跟在后面。我想去敲车窗,告诉他们我知道第七大道线上的每个地铁站。他们加速开走了。我笑我自己,随后又进屋给一个朋友写信:“真正的慰藉就是找不到任何慰藉,换言之,慰藉无处不在。”
格蕾特尔·埃里克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女人和我成了朋友。关于西部的神话,其中一个就是将其描述为“男孩的世界”,但我遇到的女人们,逃犯、自耕农、牧场主和摩门教先驱的后代,个个坚强能干,男人反倒显得柔软。
格蕾特尔·埃里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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