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晓丹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黄晓丹 古典文学学者，以诗学解读与心灵书写见长。

黄晓丹，古典文学学者，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师从叶嘉莹，研究方向为唐宋诗词。代表作《诗人十四个》展现诗心解读，《九诗心》以现代视角诠释古典诗歌情感，文笔细腻，融学术于通俗，广受读者喜爱。

在千百帝王都被忘记、万千陵墓都被挖掘之后，俄狄浦斯王与曹丕生命中最惨淡的瞬间——承认自己不过是凡人、罪人，甚或野草的瞬间，却被人们反复咏叹。
黄晓丹
这样的思致当然来自他的个人体验。平原和山谷中较矮的树枝不能理解最高枝的忧患，但最高之枝知道这场飓风最终会落到所有草木之上，使“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这便是“人莫之知”。而“忧来无方”并不仅仅是说不知道忧患会从哪个方向到来，而且是强调忧患的必然性、普遍性，无时无刻不在袭来。它不来自特定原因，也无法完全避免。 就像空气的流动必然会带来风一样，生命存在的事实就必然带有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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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寄托与此不同。“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天壤”言人渺小，“枯枝”言无根基，“忽”言短暂无常。 这里面没有“拣尽寒枝不肯栖”（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高洁理想，讲的是所有人，所有种类的人生。天高地远之间，人渺小如飞鸟，且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栖息在随时可能折断的枯枝上。在“阳春无不长成”的背景之下，万物繁荣而生命荒诞。草木和鸟兽野蛮生长，但草木随时折断、鸟兽随时坠落。这样惊惶的感觉，居然来自一位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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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四章，皆以“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那条回家的路洒满秋雨，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诗中有一句“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了解《东山》的忐忑，便可理解曹丕所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的感觉：个人生命虽然在战争或瘟疫这样的群体性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生命的底色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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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福克勒斯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不仅来自头脑，它还要求人涉入命运之河，获取具身的体验。而命运也并不仅是人无法回避的设定，更是个人形成中最重要的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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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相信靠自己的才干足以掌管世界。但瘟疫挫败了他们。如风中高树般敏感，如墙头蒿草般脆弱，这就是曹丕对生命的感受。我们只有在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才最接近曹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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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一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何；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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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当然是个流亡者。他既不属于胡，也不属于汉，在二者之间的“无所属” 地带孤独地存在。他的内在也是分裂的。他的自我完全继承自他反对的国家。在反对汉朝时，同时反对着自己。当其送别之时除一般的别离之痛外，还带有对漂泊的自伤，对永不能消除的无根之痛的强化。 苏武虽不算是流亡者，但他在苏李诗中，被流亡文学的视角塑造，呈现的不是官方历史叙事中载誉归来的荣耀，而是个人生命被故国时间抛下的感伤。南北朝时，那些同样经历流亡、经受身份破碎的士人因为有着极类似的体验，才非要将这组诗的著作权送给苏武和李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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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激愤并不单纯指向时运不济，也包括对“英雄不自由”的反思。钱穆说：“以事论，则海上牧羊与两军抗衡难易不能相比。以人论，则李陵之与苏武，一相比而确见其为两人。中国史学伟大，亦正在此等处。”无论外在境遇如何，看似孱懦者有完善自己人格的可能，万夫之勇的英雄有无法维护自己人格的可能，这才是李陵事件最值深思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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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在那个尚未发明“天赋人权”的时代，因为相信天赋，血统必然是带着特定的人生任务赐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极力放大自我，寻求与天命的装应，对抗世间之恶。李广以其死抗议，李陵以其不死抗议，都成了武帝咽喉中的一根鱼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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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司马迁并不反对天意。如果“天”完全死了，人间的善就无所皈依，生命也不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失败者如何还能称为英雄？他不关注那些不具备“天”的授意，而仅以“人”的欲望和决心去“逆天改命”的人。他最同情的恰恰是这一类人：明明白白从“天”领受了责任、理想、才能，天却于中途撤回了帮助。他们被地上的恶阻挠，不得不将自我献祭出来，作为对他强烈认同的天命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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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发明出各种答案，如此，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李陵面对的更为残酷：虽然活着已毫无意义，死却更不能选择，因为它意味着停止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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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写道：“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离骚》正写出了人类在认领这份礼物的过程中的艰难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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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不为任何挫折牵制的人被仆人和马的痛苦牵制了。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就是从那个“旧乡”来的，虽然旧乡是如此堕落。他的命运与芸芸众生原来是一致的，而不是那寅年寅月寅日预示的独特命运。从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回头触及了后世所认为的“真相”，即神灵的世界不过是屈原癫狂的幻梦或过剩的想象。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一回头使屈原彻底跌出那个生息有序、赏罚有时、永续循环的环形时间。就在永恒的门口，屈原做出了一个选择：不进入永恒，而是接受他面临的人类命运，必将朽坏，与百草一起枯死的命运。
黄晓丹
拥有时间这种抽象的概念是不快乐的。它将死亡的阴影投向距离死亡尚远的时候。人类怎样来缓解这种时间的焦虑？靠另一项发现，即自然的时间节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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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拒斥线性的历史时间？因为它把神话时代的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生老病死的防御打破了。本来人们把自己看作和植物差不多的存在，只要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不必害怕死亡。可是环形的自然时间被打破后，死亡就意味着真的回不来了。对于活人，上天也不再主持善恶的审判。生死、善恶两个问题就此摆在了人的面前。诸子百家无一不需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原士人来说，这些思考是系统性的，是群体共同承担的。在依然处于神话时代的楚国，屈原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这造成了屈原的痛苦、孤独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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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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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黄晓丹
佩戴香草是象征内心之美，可为什么一戴上香花美草，屈原就要说来不及？“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中间的“汩”是水流的样子。屈原忽然意识到，河水与时间一样，是往一个方向流动的，并不像《礼记·月令》和楚帛书中那样是循环的，因此他面对这些香花美草时就失去了从容的态度。他发现花草快速地枯萎，枯萎之后没有重生。他也联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恐年岁之不吾与”，意思是“恐怕上天给我的时间也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也不会再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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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完全相信他的身份如此不凡，使命如此特殊，因此不太可能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出自《楚辞·渔父》，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的，也从文献上证明了这并非屈原自述。这就像《魔戒》里，迈雅承担迈雅的责任，精灵承担精灵的责任，人承担人的责任。甘道夫是迈雅，从来不会感慨人类和矮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才是神话中应有的等级思维。但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将此事当作事实陈述，可见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很难理解屈原的天命观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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