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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时候起,每每感到困惑、难过,我都会去书店。走进书店后,我的心情便会平静下来。混在众多的客人中接触书籍和杂志,似乎也能与社会勉强地联系在一起。
岛田润一郎
夏叶社不为一万、十万读者而存在,只为一个具体的读者而做书。不为营销,也不为未曾谋面的未来的读者,而是为当下生活在都市、海边、山间的某一个读者,制作能够反复阅读的书,这才是敝社的目的。
岛田润一郎
宫崎骏导演曾经在电视上说过,找不到所求之物时,可以试着在“半径三米”内寻找。我很喜欢这句话。想不出好点子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回想自己接触过、热衷过的事物。除此之外的一切,大概率都中看不中用。
岛田润一郎
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如今,喜欢阅读的人远比过去要多得多。过去,文学是头脑聪明之人的爱好,但现在,我觉得它有着被更多人阅读的可能性,我也是“更多人”中的一个。年轻人不再读书了一发出这般喟叹的,不是阅读量惊人的人,就是自己不再读书的人吧。
岛田润一郎
我的人生一定比我想象中的要短得多,所以我应该只在自己想做的事情上倾注全力。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岛田润一郎
我的书架太小了,小得不像编辑的书架,估计连三百本书都装不下。我精选出自己喜欢的书,一到晚上就盘腿而坐,独自仰望它们。如果能一边小口喝酒,一边仰望它们,应该会很潇洒吧。但我很容易喝醉,只能一边喝冰牛奶,一边回忆书里的内容。 每当放入喜欢的新书时,我都需要从书架上替换一本。深思熟虑之后,静静地抽出一本,然后才小心翼翼地把新书插进去。虽然只替换了一本书,但我的眼睛会感到非常新鲜,仿佛正是那一本书照亮了它周围的世界。
岛田润一郎
如果有人问我:“电子杂志和美味的面包,哪个与书更接近?”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面包。”在我看来,书是种近似有机物的“物品”。
岛田润一郎
文学和书籍并不是特效药。但是,翻开书页,面对文字,至少能让人逃离日常的喧器。查阅字典,追逐文字,将自己的经历与书中的内容联系起来,有时还会因为想起某个人而情感涌动。换句话说,阅读至少能帮我们找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岛田润一郎
去书店,如同去见某个人。可以是与自己相似的人,也可以是自己尊敬的人;可以是自己所爱的人,也可以是怀念的人;可以是自己想见的人,也可以是再也见不到的人。通过书店,我们可以再次与他们相遇。
岛田润一郎
对眼前的人要诚实,面对离去的人也要诚实。不以金钱为目的,不因面前之人是谁而改变自己的态度。
岛田润一郎
终于,第一本书做好了。 印刷厂的工作人员亲自把包裹在棕色包装纸里的新书《伦勃朗的帽子》送到了我手中。我小心翼翼地撕开包装纸,仔细端详着封面、书脊以及印在书中的大量文字。 我虽然未婚,也没有孩子,但在那个时候,我的脑海中只有一个想法 一这大概就是初次见到自己刚出生的孩子时的感受吧。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奇妙感受。真的是我做的,这本书真的完成了一如此质朴的感受一遍又一遍地浮现在我的心头。算里室
岛田润一郎
在此地,好好生活,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物质上,都是一门需要妥协讲究的艺术。至少从传统上说,牧区生活是与物质生活背道而驰的,它代表人与动物协作的微小成就,以及更为简单的乐趣——比如,晚上听听收收音机,或是辨认星座。我所知道的坚韧,不是一种殉道式的顽强,不是一种愚蠢的英雄主义,而是一种适应的艺术。我想:坚韧就是脆弱,温柔才是真正的凶猛。
格蕾特尔·埃里克
牧羊人的部分神秘感,在于他们选择成为一个局外人。这是一份一世纪就有的工作,配备了十九世纪的设施——一辆内部紧凑的传统圆顶马车、一匹骑乘用马、一只协助完成工作的牧羊犬。然而,选择离群索居的生活会被看成是失败的标志。多数情况下,他们弃世独居,与其说是出于圣洁的理由,不如说是精神转变。更为常见的则是社交缺陷导致这些人陷入困境——情感纠纷、酗酒、自卑。还有一些人喜欢与动物为伴。不过,在保持距离的过程中,他们或许明白了自然界的运转方式,学会了如何保持理智。
格蕾特尔·埃里克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女人和我成了朋友。关于西部的神话,其中一个就是将其描述为“男孩的世界”,但我遇到的女人们,逃犯、自耕农、牧场主和摩门教先驱的后代,个个坚强能干,男人反倒显得柔软。
格蕾特尔·埃里克
怀俄明的好客肆意地混合着不露声色的幽默和善意的忽视。我还是动摇了。一天早晨,一对来自纽约的夫妇驾车路过怀俄明。“呃···”他们心里一定是想,“一个真正的女牛仔。”等车慢慢穿过镇子时,我发现自己踉踉跄跄跟在后面。我想去敲车窗,告诉他们我知道第七大道线上的每个地铁站。他们加速开走了。我笑我自己,随后又进屋给一个朋友写信:“真正的慰藉就是找不到任何慰藉,换言之,慰藉无处不在。”
格蕾特尔·埃里克
牧场生活是一种体力劳动,近来又有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安于牧人生活”就关乎精力、自力更生和常识。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连串他或她会因之受到称赞或排斥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由一个人的家庭世代相传的重量去充实,由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感去锚定。
格蕾特尔·埃里克
关掉博物馆里西汉之后展区的灯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李陵遭遇了什么。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感动。
黄晓丹
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黄晓丹
沿用苏轼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渡海,当渡海之时,我们需要依靠船只这样的有形之物。船只即是我们恰好偶然诞生的时代、恰好偶然拥有的伦理身份、恰好拥有的天然禀赋、曾经选择但一定会被历史超越的目标和理想,及所有这些有形之物带来的限制和痛苦。没有它们,我们无法渡海,可是渡海之后,就要舍筏登岸。人必须意识到不能永远守在这条船上,被它限制。舍筏登岸,就是从伦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飞跃。
黄晓丹
人不是社会的手段。如果人的价值仅是为社会服务,因为世界总会消亡,从长远来看,个人生命就终究没有价值。这就是南宋亡国之后,文天祥所遇到的意义危机。反之,社会是人的手段。人必须通过扮演社会角色、承担伦理义务,承受相应的痛苦和快乐,才能有素材去建构自我,在自己身上体验到生命到底是什么。人生因此可能不择处境而生机无限。
黄晓丹
托尔金在《精灵宝钻》中写道:“伴随着自由天赋所赐下的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只存活短暂的片刻......因此人类又被称为世界的客旅,或流浪者。死亡是他们的命运,是伊露维塔所赐的礼物。随着时间不断地流逝,连诸神也会羡慕这个礼物。” 《离骚》正写出了人类在认领这份礼物的过程中的艰难和尊严。
黄晓丹
他们忽然意识到,生命中有一些事情已经被永远地改变了,永远不能弥补了。这恐怕不仅仅是爱情,还带有梅村对自己生命的整体感觉。他后来有诗云“浮生所欠只一死”(《过淮阴有感二首·其二》)。一个亏欠一切的人,也就再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爱人。造访、弹琴、追忆、诉情,就像一组哀悼仪式。一方面,过去的疑惑已解开、内疚和委屈已诉说;另一方面,接受现实的时间到了。鲜明的此刻一下从陈腐的句子中跃出:“姑苏城外月黄昏。”在这个清晰的时间地点,梅村和卞赛接受了“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的事实。
黄晓丹
在博尔赫斯最著名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他提出了“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插图]的观念。
黄晓丹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插图]
黄晓丹
中原从公元前五世纪前后开始,儒家对鬼神之事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插图],《尚书》中即已除却了“天”的存在。《春秋》的伦理史观成为叙述历史变迁、解释王朝兴衰的主流逻辑。这给掌管楚国上古神话及鬼神祭祀的屈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屈原越来越难以将神话系统、历史系统、现实系统三者统一起来。世界观和认识论上的断裂使屈原成为楚国最早的一位精神流亡者。 《圣经》中说,亚当和夏娃因为吃了知善恶树上的果子,获得了智慧,所以眼睛明亮[插图],看到了自己的裸体,因此他们被驱赶出了伊甸园。屈原也被他独有的智慧所累,被驱逐出了神话时代的伊甸园。
黄晓丹
在神话起效的时代,祭祀乐歌中不应该有这么多的遗憾和哀伤。只有当神话时代处于失落的进程中,祭祀乐歌中才会呈现出那么多的时间错位、失序,以及那么多能与凡俗人类共情的忧伤。
黄晓丹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知道屈原名平,为什么说“名余曰正则”呢?因为“正”的意思就是“平”,“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正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最平正的那个事物,也即天。
黄晓丹
班固以仰慕而共情的笔调将《李陵传》写成了如《史记·项羽本纪》般的末路英雄故事,创造了《汉书》中风格独异的一篇。 台湾大学的何寄澎有个解释:班固因为理解司马迁的孤寂痛苦,因而爱屋及乌地对李陵有了特别的关怀。他特地模仿了司马迁的语言风格,替他将《史记》无法言说的李陵故事淋漓尽致地写了出来。
黄晓丹
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黄晓丹
曹丕偏执地相信,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不管寿命长短、死亡原因,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寿命会结束,欢乐会终止。时候一到,一切戛然而止。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典论·论文》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插图] 每个读中文系的人都被要求过背诵这句话。在回答“我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典论·论文》的地位相当于医学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黄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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