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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什么是GDP?即“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它是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衡量标准。GDP的定义是:一个经济体一年内所生产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GDP可以根据生产与销售的商品价值,或需求与购买的商品价值来衡量。如果你问一个经济学家GDP是什么,有时他会回答GDP=C+I+G+X-M,也就是:GDP=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出口-进口。
蒂莫西·泰勒
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①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②相对军事实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③经济实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④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⑤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⑥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萨缪尔·亨廷顿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
萨缪尔·亨廷顿
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萨缪尔·亨廷顿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
萨缪尔·亨廷顿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彼此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
萨缪尔·亨廷顿
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萨缪尔·亨廷顿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比较保险。
萨缪尔·亨廷顿
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
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萨缪尔·亨廷顿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
萨缪尔·亨廷顿
依照阿里·马兹瑞伊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
萨缪尔·亨廷顿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
萨缪尔·亨廷顿
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
萨缪尔·亨廷顿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
萨缪尔·亨廷顿
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萨缪尔·亨廷顿
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
萨缪尔·亨廷顿
国家主义的研究方法突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可能性,而文明的研究方法却对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它突出了乌克兰分裂为二的可能性,这是文化因素可能导致人们预测的分裂,它可能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更猛烈,但远不及南斯拉夫的分裂血腥。
萨缪尔·亨廷顿
世界上正在发生硬实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实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实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
萨缪尔·亨廷顿
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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