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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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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月初看了盖叫天口述、由别人笔录的《粉墨春秋》,倒是解放以来谈艺术最好的书。人生—教育—伦理—艺术,再没有结合得更完满的了。从头至尾都有实例,决不是枯燥的理论。关于学习,他提出“慢就是快”,说明根基不打好,一切都筑在沙上,永久爬不上去。我觉得这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倘若一开始就猛冲,只求速成,临了非但一无结果,还造成不踏实的坏风气。德国人要不在整个十九世纪的前半期埋头苦干,在每一项学问中用死功夫,哪会在十九世纪末一直到今天,能在科学、考据、文学各方面放异彩?盖叫天对艺术更有深刻的体会。他说学戏必须经过一番“默”的功夫。学会了唱、念、做,不算数;还得坐下来叫自己“魂灵出窍”,就是自己分身出去,把一出戏默默的做一遍、唱一遍;同时自己细细观察,有什么缺点该怎样改,然后站起身来再做、再唱、再念。那时定会发觉刚才思想上修整很好的东西又跑了,做起来同想的完全走了样。那就得再练,再下苦功,再“默”,再做。如此反复做去,一出戏才算真正学会了,拿稳了。你看,这段话说得多透彻,把自我批评贯彻得多好!老艺人的自我批评决不放在嘴边,而是在业务中不断实践。其次,经过一再“默”练,作品必然深深的打进我们心里,与我们的思想感情完全化为一片。
傅雷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理财有方法,有系统,并不与重视物质有必然的联系,而只是为了不吃物质的亏而采取的预防措施;正如日常生活有规律,并非求生活刻板枯燥,而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节省更多的精力来做些有用的事,读些有益的书,总之是为了更完美的享受人生。
傅雷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做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 [激情]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傅雷
真正的佛教教理并不相信真有天堂地狱;而是从理智上求觉悟,求超度;觉悟是悟人世的虚幻,超度是超脱痛苦与烦恼。尽管是出世思想,却不予人以热烈追求幸福的鼓动或急于逃避地狱的恐怖;主要是劝导人求智慧。佛教的智慧正好与基督教的信仰成为鲜明的对比。智慧使人自然而然的醒悟,信仰反易使人入于偏执与热狂之途。——我们的民族本来提倡智慧(中国人的理想是追求智慧而不是追求信仰。我们只看见古人提到彻悟,从未以信仰坚定为人生乐事 [这恰恰是西方人心目中的幸福]。你认为韩德尔比巴赫为高,你说前者是智慧的结晶,后者是信仰的结晶:这个思想根源也反映出我们的民族性)。
傅雷
人便是这样:活到老,学到老,学到老,学不了!可是你我都不会接下去想:学不了,不学了!相反,我们都是天生的求知欲强于一切。即如种月季,我也决不甘心以玩好为限,而是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养病期间就做这方面的考据。
傅雷
一个民族的文化假如取的渗透方式,它的力量就大而持久。个人对待新事物或外来的文化艺术采取“化”的态度,才可以达到融会贯通、彼为我用的境界,而不至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受也罢,与也罢,从“化”字出发(我消化人家的,让人家消化我的),方始有真正的新文化。“化”不是没有斗争,不过并非表面化的短时期的猛烈的斗争,而是潜在的长期的比较缓和的斗争。谁能说“化”不包括“批判的接受”呢?
傅雷
“理财”,若作为“生财”解,固是一件难事,作为“不亏空而略有储蓄”解,却也容易做到。只要有意志,有决心,不跟自己妥协,有狠心压制自己的fancy [一时的爱好]!老话说得好:开源不如节流。我们的欲望无穷,所谓“欲壑难填”,若一手来一手去,有多少用多少,即使日进斗金也不会觉得宽裕的。既然要保持清白,保持人格独立,又要养家活口,防旦夕祸福,更只有自己紧缩,将“出口”的关口牢牢把住。“入口”操在人家手中,你不能也不愿奴颜婢膝的乞求;“出口”却完全操诸我手,由我做主。你该记得中国古代的所谓清流,有傲骨的人,都是自甘淡泊的清贫之士。清贫二字为何连在一起,值得我们深思。我的理解是,清则贫,亦惟贫而后能清!我不是要你“贫”,仅仅是约制自己的欲望,做到量入为出,不能说要求太高吧!这些道理你全明白,无须我啰嗦,问题是在于实践。你在艺术上想得到,做得到,所以成功;倘在人生大小事务上也能说能行,只要及到你艺术方面的一半,你的生活烦虑也就十分中去了八分。古往今来,艺术家多半不会生活,这不是他们的光荣,而是他们的失败。失败的原因并非真的对现实生活太笨拙,而是不去注意,不下决心。因为我所谓“会生活”不是指发财、剥削人或是啬刻,做守财奴,而是指生活有条理,收支相抵而略有剩余。要做到这两点,只消把对付艺术的注意力和决心拿出一小部分来应用一下就绰乎有余了!
傅雷
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不知不觉中跌倒在地,我怎么办?我难道也让蓝解放跌倒在地吗?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内心一片空白,我怎么办?我难道也让蓝解放内心一片空白吗?肖洛霍夫让葛利高里抬头看到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我怎么办?我难道也让蓝解放看到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吗?即便我不让蓝解放跌倒在地,而是让他大头朝下,倒立在地上;即便我不让蓝解放内心一片空白,而是让他思绪万端、千感交集、一分钟内想遍了天下事;即便我不让蓝解放看到一轮耀眼的黑色太阳,而是让他看到一轮耀眼或是不耀眼的、白色的灰色的红色的蓝色的太阳;那就算是我的独创吗?不,那依然是对经典的笨拙的模仿。
莫言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
鲁迅
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除过这个女人,世界上所有的女人都暗淡失色了。为了得到这女人的爱,他可以付出令人难以想象的牺牲。甚至得到的不是爱,而是鄙视和侮辱,心里也很难为此而悔恨自己。正如两句信天游唱的——我爱我的干妹妹,狼吃了我也不后悔……
路遥
生活的大剪刀是多么的无情,它要按照自己的安排来对每一个人的命运进行剪裁!一切都毫无办法。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只好听命于生活的裁决。这不是宿命,而是无法超越客观条件。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
路遥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路遥
弗洛伦蒂诺·阿里萨感到,暮年的岁月不是奔涌向前的激流,而是一个无底的地下水池,记忆从这里慢慢流走。他的智慧渐渐枯竭。
加西亚·马尔克斯
他常说,过分爱动物的人可能会对人类自身做出至为残忍的事来。还说狗并非忠诚,而是卑躬屈膝;猫则是机会主义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传令官;金刚鹦鹉不过是惹人厌的装饰物;兔子助长贪婪;长尾猴会传染欲火;公鸡则该遭天谴,因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认。
加西亚·马尔克斯
人们爱孩子并非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而是因为养育中产生的情意。
加西亚·马尔克斯
那第一次的恋爱经历虽然残酷而短暂,却没有给她留下任何痛苦,而是让她有了一个模糊的信念,那就是不管有没有婚姻,有没有上帝,甚至有没有法律,如果床上没有个男人,那日子根本就不值得过。
加西亚·马尔克斯
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
毛泽东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鲁迅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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