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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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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之所以说国家制定法无法抗拒民间法的影响,是因为所谓的严格执法和守法如果有,也是很少的;那种静态的严格法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状态。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可能仅仅因为严格守法和执法是道义上的正确选择而严格守法和执法。大多数情况下,守法和执法只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 而且由于任何制定法都具有某种或多或少的弹性,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许多法律有交叉,因此,从特定角度看,法律规避必定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真正的严格执法则是一种例外;甚至许多严格守法和执法的行为实际上也可能是一种“法律规避”。
苏力
一种习惯和观念之所以可以长期存在,总是具有某些未被发现的存在的合理性,即使一些今天看来非常荒谬的、迷信的做法,在当时当地的社会中也许都有一些特殊的社会功能。
苏力
同时也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而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他们在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不发展、人们不习惯上法庭诉讼的特点的同时,并习惯性地将原因之一归为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14]这种以观念来解释行为模式的文化解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解说也许只是一种变化语词的同义反复,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不具有经验上的可验证性。因为所有能证明中国人有厌讼观点的只是他们的很少进行诉讼的行为,而之所以这样行为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他们有厌讼的观念。这样的解释只是使人们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而从这两部电影,尤其是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苏力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或称对策论)中经常使用的一个理论分析模型。根据这一模型分析表明在多次博弈的前提下,博弃双方合作的收益大于不合作,合作将产生帕累托而双方不合作将得出纳什均衡。而合作之所以能,重要的一个条件是博弈双方的交流不存在隔阻,且交流双方的关系是反复博弈的而不是一次性的。
苏力
从历史来看,作为制度的法律机构必定出现在这样的法律专门人员之后。或者说在古代是由社会中那些运用普遍规则解决纠纷和冲突的个人扮演了今天法律机构的角色并实现其功能的。 在昔日,法律的机构之所以比较简单,司法执法人员之所以不必须接受专门的训练,究其原因并概括说来,是社会生活相对比较简单,所发生的案件或纠纷也就比较简单;特别是在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案件和纠纷所涉及的人和物绝大多数都在当地,容易为社会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调査,因此可以依据社会中普遍、习惯的行为规则作出判断。无论我们是否将这些规则定义为法律,它们实际上起到了法律的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由于这时法律活动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的联系比较紧密,法律常常是对地方性的社会习惯或惯例的承认,因此人们无需职业训练也可以对案件事实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并依据常识作出比较恰当的因而也相当有效的“判决”。 从这个意义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司法行政不分的现象并非一种愚昧的体现,相反可能是人们面对相对简单的社会管理和统治任务而表现出来的一种实践智慧。其后果并不必然如同洛克、孟德斯鸠等早期主张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的思想家所演绎的那样一定是十分糟糕的。
苏力
我们的法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它不可能完全准确,总是跟踪我们的道德直觉。但也许正因为它的无情,所以才能成为一种制度。它的用途也许是它的短处,它的优点也许就是它的弱点。
苏力
我不是鼓励你去走一条很长的路,一条布满荆棘,蜿蜒坎坷的路,我是想说,许多看上去很短的路,实际上也许最艰难,它们不过是看上去很容易,但跨越那一步,你需要的不止是运气。所以,索性不如咬紧牙关,把人生当作一场长途旅行,也许最终到达顶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周围便是美丽人生,你不需要巴结谁、讨好谁、迎合谁,就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一切。
李健
我喜欢潺潺流水的平稳的生活,我不太喜欢惊涛骇浪,所以我一直不太鼓励什么年轻人经历更多的坎坷,坎坷很多时候都是灾难的,都是历史的一个说辞。我很幸运,没有赶上文革,没有赶上那些战争年代,但我们也经历了环境污染、人心的不定、转型人的焦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相对来讲我觉得是自己很幸运的。
李健
做太有名的人,其实不太会过得很好,太有钱或者太穷的人也不会过得太好,所以我一直在找,中庸之道在这方面还是有些作用的。比如说,也有人鼓动我成为什么股东,加入这个或者那个,赚更多的钱,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花钱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名利就是一个双刃剑,刚开始可能真是帮到你,后来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李健
我是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欢乐与痛苦、真实与虚无、生与死…总是成双成对,如影随形。我觉得每个人都像是陀螺,如果身陷苦难,一要接受,二要苦中作乐。大部分人在生活中是孤独无助的,所以,尽量过得平稳一些。我不是特别提倡或欣赏生活中寻找所谓的大风大浪。
李健
其实每个人都不容易,尤其是在世事纷乱的今天,无论或卑微,贫穷抑或富有,都很脆弱随时身陷囹圄。所以,彼此还是宽容些吧。我只是相信,人始终是变化的。人一定是变化的,今天和昨天都不太一样。
李健
所谓名声,就是误解的总和,所以我们不必太在意,音乐家的专注和纯粹就是对外界纷扰的最大防范与抵抗。我不完美,更没想当任何人的偶像,成为偶像是非常危险的。对一个人的欣赏,有时候是从艺术层面,有时候是从文化层面,也有时候是对一个人的社会角色而言。但是作为一名音乐创作者,我更倾向于人们与我的作品产生共鸣。我本意并不愿意人们关注到我自己,我希望我的作品成为与外界交流的唯一中介。
李健
爱情之所以不可以永恒,大约正因为回忆不可能始终真实,因为生命就是细胞的不断更新。
马塞尔·普鲁斯特
如果我的手机不关的话,我看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看5分钟我就会开始玩手机,玩两个小时,然后把手机一摔。说我怎么是这种人呢,然后又接着看10分钟,然后又干嘛,又看手机,所以需要受到限制啊,所以我现在看书一般把手机关了,我就把网络给砸了(笑。
罗翔
人的野心是没有穷尽的,所以,不要成为纯粹的工具人。
罗翔
“昨天的已经成为过去,明天的还没有到来,所以今天是一个礼物。”大家要把今天当作一个礼物,去珍惜、享受你现在拥有的平凡的幸福。因为这种幸福你现在觉得平凡,但等到你失去它的那一天,你会觉得它是如此的珍贵。
罗翔
从逻辑上来说,光明跟黑暗其实不是二元对立的,因为所有的黑暗不过是光明的缺乏,所有的邪恶也都只是对良善的背离。因此,只有追求良善,在逻辑上才是自洽的。所以真正的勇敢,其实是对良善的坚持。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只是也许大多数人并不期待这种幸福。低垂的麦穗跟高傲的稗草其实长得很相似,很多人可能区分不出来,但是一个硕果累累,而另外一个是具有破坏性的杂草。所以是虚心地承认自己的有限,还是虚荣地认为自己无所不能,这是我们一生要去思考的话题。
罗翔
大部分人都是过于匆忙地普遍化,但是人性本身或者人生本身就很复杂,所以为什么魏征曾经在临死之前给太宗皇帝一个奏疏,“爱者惟见其善,恨者惟见其恶”。意思是你喜欢一个人你就老是看到他的优点,你讨厌一个人,就老是看到他的缺点。但是一个人一定是优缺点并存的,所以就不要那么偏激,有的时候还是要以一种多元、包容、和光同尘的态度来看待别人。
罗翔
但是戈戴娃夫人三番五次地磨呀磨呀,最后伯爵被磨烦了,说要不你光着身子在街上走一圈我就答应你,他觉得端庄贤淑的妻子不可能答应吧。结果戈戴娃夫人居然告诉全城的人,自己将全裸骑上白马走上大街。那一天戈戴娃夫人只能靠长发遮住身体,而全城的人居然都闭门不出、紧拉窗帘,考文垂市顿时成为了一座非常寂静的空城。所以这幅画作当我了解到它的背景,我感到非常非常羞愧。人最难的呀,就是学会去尊重他人,把人作为目的,而不是纯粹的手段。当然,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被教导,我们只需要被不断地提醒。
罗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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