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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我对人类抱有崇高的理想与希望,同时也用天文学地质学的观点看人类的演变,多少年前就惯于用“星际”思想看待一些大事情,并不把人类看做万物之灵,觉得人在世界上对一切生物表示“惟我独尊”是狂妄可笑的。对某个大原则可能完全赞同,抱有信心,我可照样对具体事例与执行情况有许多不同意见。对善恶美丑的爱憎心极强,为了一部坏作品,为了社会上某个不合理现象,会愤怒得大生其气,过后我却也会心平气和的分析、解释,从而对个别事例加以宽恕。我执著真理,却又时时抱怀疑态度,觉得死抱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使我们停滞,得不到更高级更进步的真理。
傅雷
我们的社会里常常是以规规矩矩,安分守己,实际上是盲从的青年为好青年的标准,其实这是多么武断与狭窄啊!
傅雷
教条主义的严重,就在于完全把人的思想限制住了,我想这是说明人类还没有脱离宗教情绪的控制,人们还是懒得用脑子,盲从究竟是最容易的。中国人虽然从来不是一个宗教民族,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究竟是教条八股的大本营,那些东西根深蒂固,现在常常摇身一变,戴着马克思主义的面具出现。要说帽子,恐怕也要数中国第一,我们各种“主义”帽子之多,在国外是不能想象的:把一切非原则的问题,都提到原则高度上来,美其名曰站稳立场,俨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徒,其实我觉得那只是一种旧教条的新翻版而已。
傅雷
平衡身心,平衡理智与感情,节制肉欲,节制感情,节制思想,对像你这样的青年是有好处的。修养是整个的,全面的;不仅在于音乐,特别在于做人——不是狭义的做人,而是包括对世界,对政局的看法与态度。二十世纪的人,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之内,更需要冷静的理智,唯有经过铁一般的理智控制的感情才是健康的,才能对艺术有真正的贡献。孩子,我千言万语也说不完,我相信你一切都懂,问题只在于实践!
傅雷
身外之名,只是为社会上一般人所追求、惊叹,对个人本身的渺小与伟大都没有相干。孔子说的“富贵于我如浮云”,现代的“名”也属于精神上“富贵”之列。
傅雷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当学生的时候,倘若不把马克思主义“身体力行”,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实地运用,那么一朝到社会上去,遇到无论怎么微小的事,也运用不了一分一毫的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所谓准确的世界观,必须到处用得烂熟,成为思想的习惯,才可以说是真正受到马克思主义的锻炼。否则我是我,主义是主义,方法是方法,始终合不到一处,学习一辈子也没用。从这个角度上看,马列主义绝对不枯索,而是非常生动、活泼、有趣的,并且能时时刻刻帮助我们解决或大或小的问题的——从身边琐事到做学问,从日常生活到分析国家大事,没有一处地方用不到。
傅雷
要生活得好,对社会尽贡献,就需要把大大小小的事,从日常生活、感情问题,一直到学习、工作、国家大事,一贯的用科学方法、马列主义的方法,去分析,去处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以能成为有力的武器,也就在于它能培养冷静的科学头脑,对己、对人、对事,都一视同仁,做不偏不倚的检讨。而批评与自我批评最需要的是勇气,只要存着一丝一毫懦怯的心理,批评与自我批评便永远不能做得彻底。我并非说有了自我批评(即挖自己的根),一个人就可以没有烦恼。不是的,烦恼是永久免不了的,就等于矛盾是永远消灭不了的一样。但是不能因为眼前的矛盾消灭了将来照样有新矛盾,就此不把眼前的矛盾消灭。挖了根,至少可以消灭眼前的烦恼。将来新烦恼来的时候,再去消灭新烦恼。挖一次根,至少可以减轻烦恼的严重性,减少它危害身心的可能;不挖根,老是有些思想的、意识的、感情的渣滓积在心里,久而久之,成为一个沉重的大包袱,慢慢的使你心理不健全,头脑不冷静,胸襟不开朗,创造更多的新烦恼的因素。这一点不但与马列主义的理论相合,便是与近代心理分析和精神病治疗的研究结果也相合。
傅雷
青年初出校门,未经锻炼,经不起挫折。过去的思想训练,未受实际生活陶冶,仍是空的。从小的家庭环境使他重是非,处处认真,倒是害苦了他。在这个年纪上还不懂现实与理想的距离,即使理性上认识到,也未能心甘情愿的接受。只好等社会教育慢慢的再磨练他。
傅雷
即使在你认为更合理的社会中,认真而受到重视的实例也很少;反之在乌烟瘴气的场合,正义与真理得胜的事情也未始没有。你该记得一九五六至一九五七年间毛主席说过党员若欲坚持真理,必须准备经受折磨等等的话,可见他把事情看得多透彻多深刻。
傅雷
巴尔扎克说过:“现在的政府,缺点是过分要人去适应社会,而不想叫社会去适应人。”这句话值得一切抱救世渡人的理想的人深思!
傅雷
人应当任情适性的过日子呢,还是要削足适履,迁就客观现实?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人在世界上活了几千年,还仍然没法按照自己的本性去设计一个社会。世界大同看来永远是个美丽的空想:既然不能在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方面五大洲的人用同一步伐同一速度向前,那么先进与落后的冲突永远没法避免。
傅雷
巴尔扎克说得好:社会踩不死你,就跪在你面前。
傅雷
现代青年头脑太单纯,说他纯洁固然不错,无奈遇到现实,纯洁没法作为斗争的武器,倒反因天真幼稚而多走不必要的弯路。玩世不恭、cynical [愤世嫉俗]的态度当然为我们所排斥,但不懂得什么叫做cynical [愤世嫉俗]也反映入世太浅,眼睛只会朝一个方向看。周总理最近批评我们的教育,使青年只看见现实世界中没有的理想人物,将来到社会上去一定感到失望与苦闷。胸襟眼界狭小的人,即使老辈告诉他许多旧社会的风俗人情,也几乎会骇而却走。他们既不懂得人是从历史上发展出来的,经过几千年上万年的演变过程才有今日的所谓文明人,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一切也就免不了管中窥豹之弊。这种人倘使学文学艺术,要求体会比较复杂的感情,光暗交错、善恶并列的现实人生,就难之又难了。要他们从理论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样样结合起来,也极不容易。但若不能在理论→实践、实践→理论、具体→抽象、抽象→具体中不断来回,任何学问都难以入门。
傅雷
一个人(尤其在西方)一旦没有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就自动成为生活中唯一的圭臬。大多数欧洲人看到中国人没有宗教(以基督教的眼光来看),而世世代代以来均能维系一个有条有理、太平文明的社会,就大感惊异,秘密在于这世上除了中国人,再没有其他民族是这样自小受健全的道德教训长大的。你也许已在聪的为人方面看到这一点,我们的道德主张并不像西方的那么“拘谨”,而是一种非常广义的看法,相信人生中应诚实不欺,不论物质方面或精神方面,均不计报酬,像基督徒似的冀求一个天堂。我们深信,人应该为了善、为了荣誉、为了公理而为善,而不是为了惧怕永恒的惩罚,也不是为了求取永恒的福祉。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是文明世界中真正乐观的民族。在中国,一个真正受过良好教养和我们最佳传统与文化熏陶的人,在不知不觉中自然会不逐名利,不慕虚荣,满足于一种庄严崇高,但物质上相当清贫的生活。这种态度,你认为是不是很理想很美妙?
傅雷
老好人往往太迁就,迁就世俗,迁就褊狭的家庭愿望,迁就自己内心中不大高明的因素;而真理和艺术需要高度的原则性和永不妥协的良心。物质的幸运也常常毁坏艺术家。可见艺术永远离不开道德——广义的道德,包括正直、刚强、斗争(和自己的斗争以及和社会的斗争)、毅力、意志、信仰……
傅雷
人没有苦闷,没有矛盾,就不会进步。有矛盾才会逼你解决矛盾,解决一次矛盾即往前迈进一步。到晚年矛盾减少,即是生命将要告终的表现。没有矛盾的一片恬静只是一个崇高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并不是一个好现象。凭了修养的功夫所能达到的和平恬静只是极短暂的,比如浪潮的尖峰,一刹那就要过去的。或者理想的平和恬静乃是微波荡漾,有矛盾而不太尖锐,而且随时能解决的那种精神修养,可绝非一泓死水:一泓死水有什么可羡呢?我觉得倘若苦闷而不致陷入悲观厌世,有矛盾而能解决(至少在理论上认识上得到一个总结),那么苦闷与矛盾并不可怕。所要避免的乃是因苦闷而导致身心失常或者玩世不恭,变做游戏人生的态度。从另一角度看,最伤人的(对己对人,对小我与集体都有害的)乃是由passion [激情]出发的苦闷与矛盾,例如热衷名利而得不到名利的人,怀着野心而明明不能实现的人,经常忌妒别人、仇恨别人的人,那一类苦闷便是于己于人都有大害的。凡是从自卑感自溺狂等等来的苦闷对社会都是不利的,对自己也是致命伤。反之,倘是忧时忧国,不是为小我打算而是为了社会福利、人类前途而感到的苦闷,因为出发点是正义,是理想,是热爱,所以即有矛盾,对己对人都无害处,倒反能逼自己做出一些小小的贡献来。但此种苦闷也须用智慧来解决,至少在苦闷的时间不能忘了明哲的教训,才不至于转到悲观绝望,用灰色眼镜看事物,才能保持健康的心情继续在人生中奋斗——而唯有如此,自己的小我苦闷才能转化为一种活泼泼的力量而不仅仅成为愤世嫉俗的消极因素;因为愤世嫉俗并不能解决矛盾,也就不能使自己往前迈进一步。由此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不怕经常苦闷,经常矛盾,但必须不让这苦闷与矛盾妨碍我们愉快的心情。
傅雷
注意社会问题与世间艰苦,为人类社会中丑恶的事情而悲痛是磊落的行为。故此,以一个敏感的年轻人来说,对人类命运的不公与悲苦感到愤慨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为此而郁郁不乐却愚不可及,无此必要。
傅雷
革命改造社会,女人改变男人。
莫言
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我们是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不相同的。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
毛泽东
方玄绰近来爱说“差不多”这一句话,几乎成了“口头禅”似的;而且不但说,的确也盘据在他脑里了。他最初说的是“都一样”,后来大约觉得欠稳当了,便改为“差不多”,一直使用到现在。他自从发见了这一句平凡的警句以后,虽然引起了不少的新感慨,同时却也到许多新慰安。譬如看见老辈威压青年,在先是要愤愤的,但现在却就转念道,将来这少年有了儿孙时,大抵也要摆这架子的罢,便再没有什么不平了。又如看见兵士打车夫,在先也要愤愤的,但现在也就转念道,倘使这车夫当了兵,这兵拉了车,大抵也就这么打,便再也不放在心上了。他这样想着的时候,有时也疑心是因为自己没有和恶社会奋斗的勇气,所以瞒心昧己的故意造出来的一条逃路,很近于“无是非之心”,远不如改正了好,然而这意见,总反而在他脑里生长起来。
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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