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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跟上2050年的世界,人类不只需要发明新的想法和产品,最重要的是得一次又一次地重塑自己。
瓦尔·赫拉利
你需要试试那些看来可能无法前进的路,走走那些好像是此路不通的胡同,为怀疑和无趣保留空间,让各种想法的种子慢慢萌芽、绽放。如果你没有可以浪费的时间,就永远找不到真相。
瓦尔·赫拉利
对抗偏见及压迫的政权,需要很大的勇气(courage),但要承认自己的无知,并走进未知的领域,则需要更大的勇气。世俗主义的教育告诉我们,如果自己不知道某件事,就应该勇敢承认自己的无知,并积极寻找新证据。
瓦尔·赫拉利
想在这样的世界过得顺风顺水,需要心态非常灵活、情感极度平衡。
瓦尔·赫拉利
道德的重点并不是“遵守神圣的诫命”,而是要“减少痛苦”。所以,想让自己是个有道德的人,不需要相信任何神话或故事,只要好好了解“痛苦”的深义就行。
瓦尔·赫拉利
古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比后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原因在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毕竟,得先有财产,才需要担心占有不均的问题。
瓦尔·赫拉利
虽然我们不愿意承认,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世界是一个自我组织、自我变化的地方。模式自然出现,趋势逐渐演变。候鸟在天空中排队成V状并无意义,白蚁建造了宏伟的蚁穴却不需要设计师,蜜蜂修筑六角蜂巢不靠指令,大脑的塑造不来自“造脑师”,学习可以不靠传授,政治事件由历史塑造,而非反过来那样。
马特·里德利
在农业社会,一个家庭能种植的粮食只够养活其家庭成员,很少有余粮能用来养活别人。于是,只有极少数人能拥有的城堡、天鹅绒外套、盔甲,或者其他任何需要多余能量才能制造出来的东西。借助牛、马、风和水,能够产生稍微多一点的盈余能量,但多得并不过分。木头没有用,它只能提供热量,但不能做功。于是,一个社会能够制造多少资本(社会的结构、社会的物质),始终有着上限。
马特·里德利
如果一个物种有许多代都反复遭遇相同的体验,那么,它的后代最终会选择某一种能应对这一体验的遗传素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碰巧一开始就获得了能应对该环境的素质的后代,会比其他后代更好地生存下来。于是,基因借此体现了过去的体验。从前需要后天学习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本能。
马特·里德利
在西方思想史上,天钩模式占主导地位,它把世界解释为设计和规划的结果。柏拉图说,社会模仿一种设计好的宇宙秩序、一套应当强制执行的信念来运作。亚里士多德说,你应该在事物内部寻找意图和发展(也即灵魂)的原则。荷马说,神祇决定战斗的胜负。圣保罗说,你应该本着道德行事,因为这是耶稣的教导。穆罕默德说,你应该顺从神明通过《古兰经》传下的言语。路德说,你的命运在上帝的手中。霍布斯说,社会秩序来自君主或他所谓的“利维坦”(也即国家)。康德说,道德超乎人类的经验。尼采说,良好的社会需要强力的领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世界有一套自上而下的描述,还有一种我们应当遵循的自上而下的准则。
马特·里德利
牛顿用重力而不是上帝解释行星的轨道和苹果的落下。这样一来,就不需要一位过度劳累的造物主永恒地施加神圣的干预和监督了。重力使得地球围绕太阳公转,无须吩咐。耶和华或许一脚开了球,但球是自己滚下山的。
马特·里德利
诚然,你要和对手在生产上展开竞争,但你也必须与客户、供应商和同事合作。商业需要信任,也孕育了信任。
马特·里德利
每当一个隐喻变得平淡无奇,失去新鲜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新的隐喻了。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更直接、更强烈地感受我们身边的世界,为了适应环境的变化,为了给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增加一些新鲜感。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每一个人都是从已知出发,无休止地延伸扩展,创造变体。这个大厦的基石就是最原始的生存需要。为了满足这些原始需求,人们不懈探索,进行各种各样貌似无限复杂的活动。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It sure is thirsty!由于同时有两个念头:“It sure is hot!”(天真热)和“I sure am thirsty!”(我真渴),因此把这两个思想压缩到了一个简短的句子里。这个句子虽然短,但没有意义。热和渴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身体不适。“天热”的情形和“我渴”的情形之间的交叉比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混合情形要小得多。尽管如此,这两种情形所牵涉的核心本质,即需要缓解身体不适,则是一样的。而正是这一处于较高抽象层面的类比造成了上述词语混合。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对人类来讲,我们学习的每一个新概念都建立在大量的旧概念之上,比如枢纽机场这个概念,而每一个旧的概念又需要建立在许多其他旧概念上。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作类比”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过程背后是什么?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将现在发生的事和过去发生的事进行对比,时刻把握已有经历和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并以此帮助他们理解新事物。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许多早期国家,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过奴隶制,其规模比酋长管辖地大得多。这不是因为酋长管辖地在处理被打败的敌人时更加宽大为怀,而是因为国家经济专门化的发展,更多的大规模生产和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隶劳动。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能够得到更多的俘虏。
贾雷德·戴蒙德
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携带火绳枪(原始的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对他们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说几句老一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进行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货,直到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
贾雷德·戴蒙德
许多北欧人认为,在气候条件严峻的地方,技术能够繁荣发展,因为在那里没有技术就不能生存;而在温和的气候下,技术则会枯萎凋零,因为那里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会从树上掉下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有利的环境使人们用不着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可以一门心思地去从事创新活动。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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