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果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如果
如果司法权不加限制，那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刑罚权任意打击的对象。中国历史上的典故，1142年除夕之夜，岳飞之死。岳飞临死的时候，说了八个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岳飞之死的罪名是什么？莫须有。所以相信每个对中国历史有基本认识的同学都认识了八个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罗翔
当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大量的不正义，是不是有不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叫做正义。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那么说它不正义就毫无意义。而我们正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正义，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所学习的法律知识，去不断地去追寻正义。虽然这个追寻是渐进的，但是我们永远不灰心，不疲倦，我们尽力而为。
罗翔
一种行为虽然侵犯了法益，但如果这种行为在伦理生活中，是被鼓励的，那无论如何他都不是犯罪。
罗翔
我们不能按照自以为是的方式来寻找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性的规则，人类才可以接受一个有缺陷的正义。如果我们为了追求完美的实体正义，而无视程序规则，也许在某个个案中会实现正义，但却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使得每一个无辜公民都有可能成为刑罚惩罚的对象。
罗翔
从人道主义考虑，实施犯罪时精神正常，犯罪结束后罹患精神疾病，虽然要承担刑事责任，但要先治病才能执行刑罚。因为惩罚一个人必须要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一个人已经进入了无法知道对错的程度，惩罚他，就是把他物化了，他就成了纯粹的工具人。但人是目的，不是纯粹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对其判处死刑就没有意义。因此，先治病，再接受惩罚，甚至先治病，病好后再执行死刑，这不是矫情，不是伪善，不是浪费，而是体现刑罚对人的尊重。
罗翔
在刑法中，“疑罪从无”是一个基本的刑事程序规则，也就是如果检方不能得到超出合理怀疑的证明，那就要做出无罪的判决。
罗翔
如果自由不加限制的话，一定会导致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罗翔
在现代社会，感情才是婚姻存续的正当理由，如果感情确已破裂那么婚姻也就没有继续维系的必要。
罗翔
如果书籍只是我们逃避世界的工具，那么，当你在书房的时候，似乎就拥有了对抗整个世界的力量。但是当你走出书房，会发现自己还是那个无能为力的懦弱之辈，这难道不是一种自我欺骗吗？如果读书只是逃避，那又与吸毒和放纵有何区别呢？不都是为了逃避庸碌、空虚的生活吗？
罗翔
如果我们只是通过阅读营造一个假想的世界，却不愿意走人收劉，〝真实的世界，并关心真实世界中他人真实的苦楚，那么，这种自我欺骗式的阅读，其实毫无意义。
罗翔
如果没有对普道观念的追求，只追求个性化和多元化可能会导致意义的消解，就像孔子临死之时对子贡说：“大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
罗翔
对于不可控的事情，你的焦虑和恐惧无事于补，你焦虑改变不了明天，反而会影响今天的心情，你的恐惧也改变不了明天，因为人生唯一应该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但是对于可控的事情，能不能好好的利用时间就是可控的，你要谨慎，你要节制，因为如果不谨慎，不节制就会乐极生悲，今天是一个礼物，大家好好把握今天对于可控的事情要保持谨慎，对于不可控的事情要保持乐观，人只能做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你要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以乐观的心去应对这一切。
爱比克泰德
之所以说国家制定法无法抗拒民间法的影响，是因为所谓的严格执法和守法如果有，也是很少的；那种静态的严格法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状态。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可能仅仅因为严格守法和执法是道义上的正确选择而严格守法和执法。大多数情况下，守法和执法只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 而且由于任何制定法都具有某种或多或少的弹性，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许多法律有交叉，因此，从特定角度看，法律规避必定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真正的严格执法则是一种例外；甚至许多严格守法和执法的行为实际上也可能是一种“法律规避”。
苏力
这种保护“弱者”的道义感是可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更可能出在这里，当我们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一种权利，并认为是正义在手而大义凛然之际，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的权利，特别是那种不具有显著和直接物质收益的公民权利，那些并非某个人所独占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权。我们必须平衡这类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公民的权利保护日益增强、而且也必须目益增强的时代。但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风险、没有错误的时代。既然有风险，要有代价，那么总是必须有人（而不论他是谁）来支付这些风险的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由他人或社会来支付，也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例如通过保险制度），但如果考虑到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同权利的冲突，也许我们应当对在同情心或直觉冲动下作出的决断略加迟疑。我们不能因保护了一种权利而伤害甚或否定了其他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是或不只是谁支付得起这个代价，而是由谁支付了这种代价之后对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制度的法律就应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止我们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一些貌似公正而其实未必恰当的傻事。
苏力
在《秋菊打官司》的纠纷中，当司法机关没有发现身体伤害时，正式法律就将这一纠纷推开；而一旦证实有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时，伴随的是法律上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被认为是对此案的恰当、合理的解决办法，而没有给予秋菊所要求的说法。甚至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理解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 必须注意，我说的是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运作者；我认为，其实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知道秋菊的“说法”大致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这个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没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因而就无法理解“说法”这一不合所谓的现代法制模式的请求。 换言之，只有符合这一法制模式的请求才构成诉讼请求，才能进入司法程序。在这里，制度的逻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将法制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话，应当说，在这里，实际就是法治规则在统治，而不是人们以他的私人知识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裁决，即使这样的裁决是合乎情理的。
苏力
同时也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而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如果一切值得弘扬的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仅仅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国的某种理论或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外国照搬，有什么理由要从中国文化之中寻求那些所谓的“萌芽”呢？这种做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如果条件恰当（例如熟悉外国文献、精通外语），无须改变立场就可以从中导出“彻底砸烂中国文化传统”的结论和做法。除了学术上、理论上、认识上没有想透之外，这种做法，往往并非出自并追求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而是出自一种“我们先前也富过”的阿Q精神，甚至是潜意识地出于对各种自我既得利益的维护。 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且真诚的关怀与信任；相信并假定：过去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下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和理论的概括总结；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不断反思，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新的、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
苏力
如果没有遗憾，反倒真的令人遗憾。
苏力
如果不是以外在的文字形式界定法律，而是以其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功能来界定，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历史是没有法、法律或法治的历史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是荒谬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的废弃而失效了的论点是天真的：而那种认为人们无知、愚昧、不懂法的看法是贵族化的。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中，许多带着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种传统由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觉不到它是外在的，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在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对比之下，甚至难以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在有外来法律试图重新规范社会生活时，这种民间法律才通过民众对外来法律种种不合作、规避法律、寻求“私了”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它的力量和功能。
苏力
然而，这一结论也并非宣告“法律死了”，因为那种机械的严格执行、遵守制定法的现象从来就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而只出现在一些法学家的书本上或理念中。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律死了，那么死去的也仅仅是那种于国于民有害而无利的信条主义的过于理想化的法治观，而从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当代中国变革相结合的、世俗但不卑俗的法律。
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