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什么
当你觉得这个世界有大量的不正义，是不是有不正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叫做正义。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正义，那么说它不正义就毫无意义。而我们正是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正义，所以我们要用我们所学习的法律知识，去不断地去追寻正义。虽然这个追寻是渐进的，但是我们永远不灰心，不疲倦，我们尽力而为。
罗翔
我们依然要去思考什么是我们所敬畏的，我们是不是依然能够像康德那样，始终对两件事保持敬畏，一是头顶璀璨的星空，二是心中神圣的导的法则。
罗翔
所有的神祇都不从事爱智活动，并不盼望自己智慧起来，因为他们是智慧的，已经智慧的就不去从事智慧的活动了。无知之徒也不从事智慧的活动，并不盼望自己智慧起来。因为无知的毛病正在于尽管自己不美、不好、不明白道理，却以为自己已经够了。不以为自己有什么欠缺的人就不去盼望自己以为欠缺的东西了。
罗翔
昨天已经成为过去，明天还没有到来，我们唯一能够拥有的就是今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今天称之为礼物，PRESENT。最好的礼物，就是今天，愿我们在共同体中，拥有持续行动的热情，在使命中超越有限的今生。我们无需关注未来，我们只需要活好今天，因为永恒由每个今天所构成，每个今天都可以触摸永恒。
罗翔
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苏力
这种保护“弱者”的道义感是可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更可能出在这里，当我们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一种权利，并认为是正义在手而大义凛然之际，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的权利，特别是那种不具有显著和直接物质收益的公民权利，那些并非某个人所独占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权。我们必须平衡这类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公民的权利保护日益增强、而且也必须目益增强的时代。但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风险、没有错误的时代。既然有风险，要有代价，那么总是必须有人（而不论他是谁）来支付这些风险的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由他人或社会来支付，也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例如通过保险制度），但如果考虑到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同权利的冲突，也许我们应当对在同情心或直觉冲动下作出的决断略加迟疑。我们不能因保护了一种权利而伤害甚或否定了其他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是或不只是谁支付得起这个代价，而是由谁支付了这种代价之后对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制度的法律就应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止我们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一些貌似公正而其实未必恰当的傻事。
苏力
在《秋菊打官司》的纠纷中，当司法机关没有发现身体伤害时，正式法律就将这一纠纷推开；而一旦证实有较为严重的身体伤害时，伴随的是法律上的行政拘留——行政拘留被认为是对此案的恰当、合理的解决办法，而没有给予秋菊所要求的说法。甚至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无法理解、也没有试图理解什么是秋菊要的“说法”。 必须注意，我说的是这个正式的法律制度，而不是这个制度中的运作者；我认为，其实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都知道秋菊的“说法”大致是什么，仅仅是因为这个法律制度的设计和安排上没有这个“说法”的制度空间，因而就无法理解“说法”这一不合所谓的现代法制模式的请求。 换言之，只有符合这一法制模式的请求才构成诉讼请求，才能进入司法程序。在这里，制度的逻辑限制了一种人人知道的知识以及其他的可能性。如果不是将法制理想化、甚至乌托邦化的话，应当说，在这里，实际就是法治规则在统治，而不是人们以他的私人知识根据具体的情况做出裁决，即使这样的裁决是合乎情理的。
苏力
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苏力
同时也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而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他们在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不发展、人们不习惯上法庭诉讼的特点的同时，并习惯性地将原因之一归为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14]这种以观念来解释行为模式的文化解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解说也许只是一种变化语词的同义反复，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不具有经验上的可验证性。因为所有能证明中国人有厌讼观点的只是他们的很少进行诉讼的行为，而之所以这样行为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他们有厌讼的观念。这样的解释只是使人们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而从这两部电影，尤其是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苏力
如果一切值得弘扬的中国文化中的因素，仅仅因为它们完全符合或大致符合外国的某种理论或实践，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直接从外国照搬，有什么理由要从中国文化之中寻求那些所谓的“萌芽”呢？这种做法的背后仍然是缺乏自信；如果条件恰当（例如熟悉外国文献、精通外语），无须改变立场就可以从中导出“彻底砸烂中国文化传统”的结论和做法。除了学术上、理论上、认识上没有想透之外，这种做法，往往并非出自并追求对中国文化传统本身和对外国文化的理解，而是出自一种“我们先前也富过”的阿Q精神，甚至是潜意识地出于对各种自我既得利益的维护。 真正的贡献，只能产生于一种对中国的昔日和现实的真切且真诚的关怀与信任；相信并假定：过去和今天的任何人（包括西方学者）都大致和我们一样具有理性，他们的选择也同样具有语境下的合理性。然后，以此为基础，深入地理解和发现现实，加以学术和理论的概括总结；对自己的研究发现抱着一种不断反思，既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又随时准备在新的、有足够说服力的证据面前放弃自己的结论，接受更有说服力的理论、模式和观点。
苏力
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 state）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鼓手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者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意义。
苏力
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我喜欢潺潺流水的平稳的生活，我不太喜欢惊涛骇浪，所以我一直不太鼓励什么年轻人经历更多的坎坷，坎坷很多时候都是灾难的，都是历史的一个说辞。我很幸运，没有赶上文革，没有赶上那些战争年代，但我们也经历了环境污染、人心的不定、转型人的焦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相对来讲我觉得是自己很幸运的。
李健
做太有名的人，其实不太会过得很好，太有钱或者太穷的人也不会过得太好，所以我一直在找，中庸之道在这方面还是有些作用的。比如说，也有人鼓动我成为什么股东，加入这个或者那个，赚更多的钱，我觉得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人的一生是有限的，人花钱的能力也是有限的，你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物质，名利就是一个双刃剑，刚开始可能真是帮到你，后来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活。
李健
我唯一想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是你想不明白的……其实没必要得出什么结论，只是探讨、描述就可以了。任何时候，我都不去跟现实对撞。跟世界保持绝对的联系，但又同时保持一种独立的状态。
李健
你什么不做才会没有议论，你只要有做事一定会有人议论，但你要记住，别人终究在议论，而你在做事，这就可以了。这是一个百科知识泛滥，信手拈来如此轻易的时代，但越是这样，观点、见解恰恰弥足珍贵。观点可能是值得商榷的，但至少拥有自己的观点，就是好的，如果没有自己的观点的话最好也不要人云亦云。
李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