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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我们这几十年来,一般人认为中国从秦汉以来,都是封建政治,或说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
钱穆
再则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言之,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
钱穆
因为他们一切政制,均决定于选举,选举出来的多数党,就可决定一切了。法制随多数意见而决定,而变动,故说它重人、重事实。我们的传统政治,往往一个制度经历几百年老不变,这当然只说是法治,是制度化。
钱穆
由历史事实平心客观地看,中国政治,是在一向是偏重于法治的,即制度化的,而西方近代政治,则比较偏重在人治在事实化。
钱穆
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卧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利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钱穆
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钱穆
国家一切最高政令,一经政事堂会议决定后,便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
钱穆
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181
钱穆
我们若不重视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得追随而变,那时何等的愚蠢。
钱穆
辛亥革命之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都会随制度而改变。
钱穆
汉代九卿,就名义论,只是办理皇室内廷事的家务官,唐代始正式有六部尚书,显然成为管理国家政务的机构,不像汉代只似皇帝的侍从。此为中国政治史上大进步,无论从体制讲,从观念讲,都大步了。
钱穆
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走上一新路。似乎以前历史的往事,可以一切不问了。其实这观念还是错误的。传统政治的积弊,虽是历史,同时也还是现实。外貌变了,实质仍未变。如何能不仔细研究呢?
钱穆
全民皆兵,弄得有名无实。 …… “有事无政”,然而只是人事好,没有立下好制度。
钱穆
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亦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又和枢密院同称两府。枢密院是管军事的,
钱穆
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
钱穆
在两汉是一个长官(县令)之下有许多小官( 掾属,即吏),明清两代,是一个小官(知县)之下有许多永无出息的办事员(胥吏),而政治上许多花样(文与法)却尽付与他们,试问其影响与结果该如何?
钱穆
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钱穆
凡属皇帝命令,在“勅”字之下,须加盖中书、门下之印,即须政事堂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再送尚书省执行。若未加盖中书、门下之印,而由皇帝直接发出的命令,在当时是认为违法的,不能为下面各级机关所承认。
钱穆
唐代首都在长安,若要发一公文到番属(广州)或者到杭州与福州,都非常困难的,这我们可以想象到。但当时并不曾因交通之辽远,递讯之困难,而政事上有所失误。
钱穆
一切事情到了胥吏手里,铨选则可疾可迟,处分则可轻可重,财赋则可侵可化,典礼则可举可废,人命则可出可入,讼狱则可大可小,工程则可增可减。
钱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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