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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仪式”是一种神奇的行为,能让抽象变得具体、虚构变得真实。至于仪式的精髓,可以说就在于它的咒语,中文念“天灵灵、地灵灵”,在西方则念“Hocus pocus”,似乎念了咒语,就能让A变成B。
瓦尔·赫拉利
行为主义经济学家和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大多数人类决策基于情绪反应和思维捷径,而非理性分析。
瓦尔·赫拉利
迷信很容易唤起,不光是在人身上。心理学家斯金纳把鸽子关进有机器定期喂食的笼子里。他观察到,一些鸽子似乎确信,自己在食物出现之前做的事情,是食物出现的原因所在。因此,鸽子会重复这些习惯。一只鸟逆时针地转身。另一只鸟把头塞进角落。第三只狠命摇晃脑袋。斯金纳认为,实验“可以说是展示了一种迷信”,并估计人类行为里也存在很多类似的事情。
马特·里德利
倾盆大雨里帮你遮风挡雨、保持干燥的伞,是人类行为与人类设计的结果;万一忘了带伞,把你淋得全身透湿的暴雨,则两者皆非。但促成本地商店卖给你伞的系统,或是伞这个词本身,又或者要求你把伞侧向一边,好留出路来让别的行人通过的礼仪规矩,属于什么范畴呢?这些(市场、语言、习俗)都是人造事物,但它们无一来自人的设计。它们全都是计划之外自然发生的。
马特·里德利
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放弃购买的行为,决定了什么人应该拥有资本、运营工厂。他们决定了要制造什么东西,采用何种质量,生产的数量。他们的态度导致了企业家的盈利或亏损。他们使穷人致富,富人变穷。他们不关心过去的功德。只要有东西能更好、更便宜地提供给他们,他们就立刻投入新人的怀抱,哪管旧人的哭闹。
马特·里德利
埃利亚斯认为,道德标准是演变的;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记录了伊拉斯谟和其他哲学家公布的礼仪指南。这些指南充斥着似乎根本不必要,其实更能透露实情的餐桌礼仪、如厕礼仪和床事礼仪建议:“他人大小便时无须打招呼……不得用桌布、袖子或帽子擤鼻涕,也不要用指头挖鼻孔……吐痰时要背过身,以免唾液吐到他人身上……吃饭时不可挖鼻孔。”简而言之,这些琐碎的行为竟然值得一提,暗示以现代标准来看,中世纪欧洲的生活相当“恶心”。
马特·里德利
在压力之下,范畴之间无意识的竞争永无休止。而口误,以及其他行为上的错误,使这些竞争有迹可循。这种竞争大多数时候只有一个胜者,在这种情况下,听不见、也看不到这潜在的较量。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火器在公元1543年到达日本,当时有两个葡萄牙人携带火绳枪(原始的枪)乘坐一艘中国货船抵达。日本人对这种新式武器印象很深,于是就开始在本地制造,从而大大地改进了枪支制造技术。到公元1600年已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多更好的枪支。但也有一些因素不利于日本接受火器,这个国家有一个人数众多的武士阶层,对他们来说,刀是他们这个阶层的象征,也是艺术品(同时也是征服下层阶级的工具)。日本的战争以前都是使刀的武士之间面对面的个人搏斗,他们站在空地上,说几句老一套的话,然后以能体面地进行战斗而自豪。如果碰上农民出身的士兵手持枪支乒乒乓乓乱放一气,这种行为就是白送性命。而且,枪是外国的发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鄙视,就像1600年后其他一些事物在日本受到鄙视一样。由武士控制的政府开始只允许几个城市生产枪支,然后又规定生产枪支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再后来把许可证只发给为政府生产的枪支,最后又减少了政府对枪支的定货,直到日本又一次几乎没有实际可用的枪支。
贾雷德·戴蒙德
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贾雷德·戴蒙德
在我年轻的时候,美国小学生所受到的教育是:北美洲本来只有大约100万印第安人居住。把人数说得这样少,对于为白人的征服行为辩解是有用的,因为他们所征服的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认为几乎是空无所有的大陆。然而,考古发掘和对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留下的关于我们海岸地区的描写的仔细研究现已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
贾雷德·戴蒙德
流行性感冒、普通感冒和百日咳病菌所运用的策略,是诱使受害者咳嗽或打喷嚏,把一群病菌向未来的新宿主喷射出去。同样,霍乱菌促使它的受害者大量腹泻,把病菌送人潜在的新受害者饮用的水源。在改变宿主的行为方面,再没有什么能和狂犬病病毒相比的了,这种病毒不但进入了受到感染的狗的唾液中,而且还驱使这只狗疯狂地乱咬,从而使许多新的受害者受到感染。
贾雷德·戴蒙德
扩张性货币政策真能降低失业率吗?扩张性或宽松的货币政策,不会降低自然失业率。请记住,周期性失业是经济衰退的症状,自然失业率则取决于动态市场中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会受到工作及雇用方面的影响。自然失业率可归因于影响动态市场中劳动力供需的所有因素,例如影响员工行为的福利与失业保险,以及影响雇用成本与员工行为的规章制度。当经济处于或接近潜在GDP水平时,失业率基本上只剩下自然失业率,因为周期性失业率其实是零。在此情况下,扩张性货币政策已无法进一步降低失业率。
蒂莫西·泰勒
什么叫再贴现率?再贴现率是央行扩大或抑制放款的另一种方式。想象一种情况,银行已经贷出大部分甚至全部可贷资金,恰好接近法定准备金率的边缘。如果这家银行刚好处于边缘,而它要到当天营业结束后才能知道是否贷出太多资金或还没超过法定准备金率,而某人可能在银行关门前上门,取出或存入一大笔钱。如果银行算错了,导致它不能满足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那它就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理论上是隔夜)借钱,来平衡放款和存款,以符合法定准备金率的要求。银行经常为此互相借钱,如果银行为此向中央银行借钱,所需支付的利率就是再贴现率。
蒂莫西·泰勒
个人观点的理性行为,但最后宏观经济的结果是,没有人能得到比原来更好的观赏体验。
蒂莫西·泰勒
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
萨缪尔·亨廷顿
相互作用的增强使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以前由于距离遥远似乎是无害的。
萨缪尔·亨廷顿
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萨缪尔·亨廷顿
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
萨缪尔·亨廷顿
生物体在其一生中有很大的空间重塑自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罗伯特·里德指出,生物能通过以下可塑性来回应环境的变化:① 形态可塑性(一个生物体可能有不止一种肉体形态);② 生理适应性(一个生物体的组织能改变其自身以适应压力);③ 行为灵活性(一个生物体能做一些新的事情或移动到新的地方);④ 智能选择(一个生物体能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做出选择);⑤ 传统引导(一个生物体能参考或吸取他人的经验)。这里的每一个自由度都代表一个方向,生物体可以沿着它在共同进化的环境中寻找更好的办法重塑自己。考虑到它们是个体在一生中所获得的适应性,并能在以后被遗传同化,因而我们称这五种选项为可遗传学习的5个变种。
凯文·凯利
这是生命的极大讽喻:一个接一个地重复盲目行为只能导致更深层的荒谬,而由一群个体并行执行的盲目行为,在条件适合时,却能导出所有我们觉得有趣的东西。
凯文·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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