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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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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河谷最早的农民从他们能够得到的23种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这两种最好的(大麦和二粒小麦)。当然,在栽培之后产生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改变,可能是这些最早的农民的所作所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把谷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栽培时,一开始就选择了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以种子大小、好吃和产量高这些容易发现的标准为基础的。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所栽种的植物种子和它们的许多野生祖先的种子的另一个明显的差异是在味苦方面。许多野生植物的种子为防动物把它们吃绰,在演化过程中味道变苦而难以人口,或竟然有毒。因此,自然选择对种子和果实所起的作用正好相反。果实好吃的植物让动物来撒播它们的种子,但果实里的种子必须很难吃。否则,动物就会把种子嚼碎,种子也就发不出芽来了。
贾雷德·戴蒙德
就植物来说,我们不过是无意间“驯化”了植物的成千上万种的动物之一。和其他所有动物(包括人)一样,植物必须将其子代向它们能够茁壮生长的地区扩散,并传递其亲代的基因。小动物的扩散靠行走或飞翔,但植物没有这样的选择自由,因此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沿途搭便车旅行。有几种植物的种子生得便于被风吹走或在水上漂流,而其他许多植物则把种子包在好吃的果子里并用颜色和气味来宣告果子的成熟,从而哄骗动物把种子带走。饥饿的动物把这果子扯下来吃掉,或者走开,或者飞走,然后在远离亲代树的某个地方把种子吐出或随粪便排出。种子可以用这种办法被带到几千英里之外。植物的种子连你的肠胃都无法消化,而且仍然能够从你的排泄物中发出芽来,了解到这一点,你也许会感到惊奇。
贾雷德·戴蒙德
粮食生产—旦在某个大陆的某个部分出现,邻近的狩猎采集族群就能看到粮食生产的结果,从而作出有意识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狩猪采集族群几乎是全盘接受了邻近的粮食生产制度;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只选择其中的某些成分;在还有一些情况下,他们则是完全拒绝粮食生产,而继续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可能首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的,或发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
贾雷德·戴蒙德
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在野生的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猎捕或采集。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的,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它们有的不能消化,有的有毒,有的营养价值低,有的采集起来困难,有的猎捕起来危险……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个优势。
贾雷德·戴蒙德
一个国家如何增加货币供给?如果美联储想让货币供给增加,有四个选择:降低法定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率,向银行购买债券,或是购买与借款有关的证券。这些措施都可以称为扩张性(或宽松)货币政策,它们往往能降低利率并促进放款。根据总供给与总需求模型,它们会增加社会的总需求。
蒂莫西·泰勒
失业的两个基本分类是什么?经济学家把失业分成两类:自然失业和周期性失业。自然失业来自动态衰退以及员工就业与产业的变动。任何经济体无论是在什么时候,都会有员工换工作,有些新人正要进入劳动力的行列,有些人正要退休,而有些人因为各种理由暂时进入或离开劳动力市场。失业的第二个类别是周期性失业,“周期”是指经济从谷底到峰顶的经济周期。在经济衰退期间,很多企业无法达成它们的业绩目标。绝大多数企业为了保住原本的业务,不会选择削减工资,而是以减少雇用或降低劳动力需求来应对。
蒂莫西·泰勒
什么叫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特别可能遭遇坏事的人更可能购买保险,而风险很低的人不太可能会购买。如果保险公司只是以平均损失来设定保险价格,那么知道自己比一般人安全的那些人就会退出市场,或者顶多购买最低保额的保险;另一方面,保险公司将承保较多风险偏高的人。保险公司吸引了高风险客户,就需要提高保费,但保费一旦提高,低风险和中风险的客户就会退出,或是缩小投保范围。
蒂莫西·泰勒
什么叫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在买家与卖家之外,有第三方直接受到这笔交易的影响。自由市场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基于买家与卖家会根据自身的最佳利益而行动。但是当市场交易对第三方(没有选择涉入该交易)不利时,主张自由市场会使所有人都受益的论点就不成立。外部性可以是正面的或负面的。例如,你的邻居正在举办宴会,找来一个很吵的乐团,邻居快乐地享受音乐,乐团也开心地表演。至于你,身为局外人,可能会有两种反应:如果你喜欢这种音乐,那很棒,你可以享受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如果你不喜欢,那就不妙了,你只好忍受(或是报警)。无论是哪种情况,你的邻居和乐团之间的交易,都没有考虑到你。
蒂莫西·泰勒
何谓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当你做一个选择时,你没有选择的东西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机会成本”。例如,你若想雇人打扫你的房子,假设每次打扫要花150美元,每个月打扫两次,你可以说打扫房子一年要花3600美元,或打扫房子所花的钱相当于在海边度假一周。真正的成本不是你已经花的钱,而是你放弃的东西。所有成本都是机会成本。
蒂莫西·泰勒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比较保险。
萨缪尔·亨廷顿
个人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也可以大体上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度过自己一生”——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
萨缪尔·亨廷顿
你曾经只有句号那么大。时间不长,你就成了滚来滚去的一个多细胞球——很像池塘里的水藻。水流有力地冲刷着你。然后你长大了,变成了海绵、变成了腔肠动物,全身就一根直肠子。吃就是你的生活内容。你渐渐长出了感觉外界的脊髓神经;慢慢添上了用以呼吸和咀嚼的腮颌。你又长出了用以游动和转向的尾巴。你不是鱼,而是一个扮演着鱼类胚胎角色的人类胚胎。你在每一个动物胚胎的幽灵中潜入潜出,重新扮演了为抵达终点而必须放弃的种种可能的角色。进化,就是对选择的屈从。要成长为新的物种,就要历经所有你不会再扮演的角色。
凯文·凯利
生物体在其一生中有很大的空间重塑自己。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罗伯特·里德指出,生物能通过以下可塑性来回应环境的变化:① 形态可塑性(一个生物体可能有不止一种肉体形态);② 生理适应性(一个生物体的组织能改变其自身以适应压力);③ 行为灵活性(一个生物体能做一些新的事情或移动到新的地方);④ 智能选择(一个生物体能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做出选择);⑤ 传统引导(一个生物体能参考或吸取他人的经验)。这里的每一个自由度都代表一个方向,生物体可以沿着它在共同进化的环境中寻找更好的办法重塑自己。考虑到它们是个体在一生中所获得的适应性,并能在以后被遗传同化,因而我们称这五种选项为可遗传学习的5个变种。
凯文·凯利
后达尔文主义者已经证明,由一个维度上的自然选择推进的单一进化是不存在的。进化应该是既有宽度,又有纵深的。深度进化是多种进化的聚合,是一位多面的神祗,一位千臂的造物主,他的造物方法多种多样,自然选择也许只是其中最普适的一个方法。深度进化正是由这许许多多尚未明了的进化所构成,就好像我们的心智是一个兼收并蓄的社会一样。不同的进化在不同的尺度上、以不同的节律、用不同的风格运行着。
凯文·凯利
认知科学家侯世达说:“记忆,是高度重建的。在记忆中进行搜取,需要从数目庞大的事件中挑选出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强调重要的东西,忽略不重要的东西。”这种选择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感知。“我非常相信,认知的核心过程与感知的关系非常非常紧密。”
凯文·凯利
你听过“眼见为实”这句话。不过巴门尼德甚至在亲眼见到后仍不相信。身为一个哲学家,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要揭穿各种形式的“感官幻象”。当他不得不在依赖感官和依赖理智之间做一个选择时,他选择了理智。
乔斯坦·贾德
一个民族并不能随意选择自己的制度,就如同它不能随意选择自己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一样。制度和政府都是种族的产物。它们并不是某个时代的创造者,而是由时代创造出来的。
古斯塔夫·勒庞
第二种导致儿童形成错误的“人生意义”的做法是对他们的忽视。这些儿童从来不了解爱与合作的真正内涵,他们忽视了友爱的力量,赋予生活不合理的解释。我们不难了解,在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总把困难看得太大,选择低估自己,低估周围的人对他的帮助。因为他之前遭遇到了社会的冷漠,从此便认为这个社会是永远冷漠的。
阿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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