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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到达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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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每项事业成功都离不开选择，而只有不同寻常的选择才会获取不同寻常的成功。
比尔·盖茨
直觉助你发现职业，而选择职业就像盖房子，如果你选择的职业是坚实的河床，你会喜欢你的产品。
比尔·盖茨
在自然选择中脱颖而出的特征，不管是什么，都能够有助于有机体在其所处的环境中更好地生存和繁殖。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天生“更好”或“更差”的特征。没有哪个特征天然地比别的特征高级或低级，也没有哪个物种因具有某些特征而算是从真正意义上说比别的物种“更高级”或“更低级”。存在的只是某些特征刚好对某些种群在其所处的环境中发挥了作用。
理查德·德威特
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里，我们一直把基础科学，也就是物理、化学和类似学科都看作研究客观世界的科学，这个客观世界是独立于我们的，以一种客观的、不依赖于我们兴趣的方式向前发展。但是，到了标准量子理论，情况似乎不一样了，在这门学科里，我们的兴趣和测量似乎可以对这个世界产生影响（至少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如此）。正如前面提到过的，如果我们选择进行测量，世界将会是一个样子，如果我们选择不进行测量，那么世界又会呈现另一种样子。
理查德·德威特
如果我们选择关注某个群体的观点集合，那么所能得出的就是一种非常不同的融贯论，可以称之为团体融贯论。为了说明这一点，假设我们认为，如果一个与科学相关的观点可以与西方科学家这个群体的观点集合拼合在一起，那么这个观点就是真的。为方便起见，让我们把这个观点称为以科学为基础的融贯论。
理查德·德威特
人类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增量的、无预定方向的、自然发生的，并受种种竞争理念自然选择的推动。对出乎意料的变化，人类往往是承受者而非肇事者。
马特·里德利
大多数CEO只是搭便车的，拿着高薪在员工创造的浪头上冲，偶尔做出关键决策，但承担的责任，并不比选择该战略的设计师、中层管理者甚至客户更多。
马特·里德利
演变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它是理解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如何变化的最佳途径。人类制度、人工制品和习惯的改变，都是渐进的、必然的、不可抵挡的。它遵循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叙述方式；它慢慢推进而非大步跳跃；它有自己自发的势头，不为外部所推动；它心里没有什么目标，也没有具体的终点；它基本上是靠试错产生的，而试错是自然选择的一种形式。
马特·里德利
1908年，哲学家埃米尔·沙尔捷对技术提出了最漂亮的演变见解。他这样描写渔船：每艘船都复制自另一条船……很明显，制造得非常糟糕的船，出航一两次之后就沉底了，故此不会遭到复制……那么就可以说，是大海本身，用它彻底的严谨性，选择了功能适应的船只，摧毁了不适应者，从而塑造了船只。
马特·里德利
我们的习惯、制度、语言甚至城市，都在不断变化，而变化的机制竟然惊人地符合达尔文主义：它是渐进的、无指向的、突变的、不可阻挡的、组合的、有选择性的，在某些模糊的意义上，也是进步的。
马特·里德利
如果一个物种有许多代都反复遭遇相同的体验，那么，它的后代最终会选择某一种能应对这一体验的遗传素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些碰巧一开始就获得了能应对该环境的素质的后代，会比其他后代更好地生存下来。于是，基因借此体现了过去的体验。从前需要后天学习的东西，有可能成为本能。
马特·里德利
法官逐步改变普通法，一个案例接一个案例地调整法律原则，以求符合事实。如果出现了新的难题，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处理结论，而随着时代有别，前后接续的法庭逐步地选择自己偏爱的路线，最终会形成一种文雅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普通法是通过自然选择形成的。
马特·里德利
在类比中作出选择，就是在选择视角。这意味着从某个特别的角度看待事物，对情境采取某种特别的看法。这意味着，尽管我们自认是幕后提线的人，实际上却不过是木偶，只是意识不到身上的线罢了。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类比之所以极为有效，就在于表象确实是本质的重要标识。因此，依靠表象不失为一个不错的生活策略。在某一情境的众多表象特征中，必须努力分辨，才能选择哪一个作为依靠的对象。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作类比是我们大脑功能的重要基石，让我们能够利用从过去经验中获取的丰富智慧，不仅包括已经被贴过标签的概念，如狗、猫、欢乐、辞职、矛盾，等等，也包括没有贴上标签的概念，如上回我出门忘带钥匙结果在寒风中站了几个小时，等等。这些概念，无论具体还是抽象，都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在我们大脑找类比的过程中有选择性地、一个接一个地被激活。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为了通过已知的旧事物来理解未知的新事物，我们的大脑无时不刻不在作类比，并用类比选择性地唤醒脑中的概念。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在欧洲人殖民的—个世纪内，有4万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
贾雷德·戴蒙德
我们最缓慢的防御反应是通过自然选择表现出来的。自然选择改变了我们一代代的基因频率。对于几乎任何一种疾病来说，某些人证明比另一些人具有更强的基因抵抗能力。在疾病流行时，那些具有抵抗某种病菌的基因的人，比缺乏这种基因的人更有可能生存下来。因此，在历史的进程中，在反复接触某种病原体的人口中，具有那些抗病基因的个体的人数比例较高——这完全是因为没有这种基因的不幸的个体不大可能生存下来把他们的基因传给后代。
贾雷德·戴蒙德
从根本上来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所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一个受害者的效率。
贾雷德·戴蒙德
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相比之下，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换句话说，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许多动物的形体大小改变了：牛、猪和绵羊在驯化中形体变小了，豚鼠在驯化中则形体变大了，而母牛则因产奶量高得到选择。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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