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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许多北欧人认为,在气候条件严峻的地方,技术能够繁荣发展,因为在那里没有技术就不能生存;而在温和的气候下,技术则会枯萎凋零,因为那里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会从树上掉下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有利的环境使人们用不着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可以一门心思地去从事创新活动。
贾雷德·戴蒙德
在整个历史上,战争常常是促进技术革新的主要因素。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核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飞机和卡车的巨额投资,开创了整个新的技术领城。但战争也能给技术发展带来破坏性极大的挫折。
贾雷德·戴蒙德
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贾雷德·戴蒙德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西南亚的那个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区在人类发展早期的重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生的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材,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现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
贾雷德·戴蒙德
并不是所有必要的技术都是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在某一地区最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都是同时驯化的。即使是在粮食生产以最快的速度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也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从完全依赖野生食物转变为依赖很少几种野生食物。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采集野生食物和培织非野生食物是同时进行的,而随着对作物的依赖的增加,各种采集活动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减少了。
贾雷德·戴蒙德
食物生产手段让农民生产出食物盈余,因此农业社会可以供养全职的技术专家,他们不用亲自耕作,只要专注于发展技术。过着迁徙生活的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相当平等,他们的政治领域限于部落的领地,以及与邻近部落合纵连横的关系。在人口稠密、定居的农牧社会中,则出现了首领、国王和官僚。这种层级体制不但是治理广土众民所需,也是维持常备军队、派遣探险舰队和发动征服战争的前提。
贾雷德·戴蒙德
直到1000年前,北欧人对欧亚文明的发展还可以说是毫无贡献。他们只是运气好,住在一个方便输入先进发明的地方。农业、车轮、文字、冶金术,都是欧亚大陆比较暖和的地区的产物。这些事物在新大陆、高纬度严寒地带的发展是停滞的。
贾雷德·戴蒙德
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在那之前的历史往往只被一笔带过,尽管在人类500万年的历史中,没有文字的时间占到了99.9%。人类历史上,文字只独立发明过几次而已,而且是在最早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地区。其他社会要么从那几个中心直接采借文字,要么受到那些文字系统的启发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字。
贾雷德·戴蒙德
大约3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向太平洋散布,他们散居的各个岛屿环境迥异。短短几千年之内,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同出一源的族群发展出形态各异的社会。这种发散的现象可以当作基本模型,协助我们理解从上个冰期结束至今,各大洲的人类族群如何在更长的时间、更广的空间内发展出了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帝国的种种社会形态。
贾雷德·戴蒙德
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①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②相对军事实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③经济实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④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⑤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⑥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萨缪尔·亨廷顿
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
萨缪尔·亨廷顿
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萨缪尔·亨廷顿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彼此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
萨缪尔·亨廷顿
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萨缪尔·亨廷顿
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省时和省钱;通信的改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移民与其留在祖国的家庭之间的联系。此外,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
萨缪尔·亨廷顿
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信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
萨缪尔·亨廷顿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
萨缪尔·亨廷顿
古尔德把生命的可能性空间比作一个“宽广、低洼、均匀的巨大斜坡”。水滴随机地落在斜坡上涓涓而下,侵蚀出许多杂乱无章的细小沟壑。形成的沟壑因为有更多的水流冲刷而不断地加深,很快形成了小溪谷,并最终成为更大的峡谷。在古尔德的比喻中,每一个细小的沟壑都代表了一个物种发展的历史路径。而最初的沟壑设定了随后的属、科、类的走向。初期,这些细小沟槽的走向是完全随机的,但是一旦形成,随后形成的峡谷的走向便固定了。
凯文·凯利
加密胜出,因为它是必要的反作用力,防止互联网不加节制地联结。任由互联网自行发展,它就会把所有人、所有东西都联结在一起。互联网说,“连接”;密码则相反,说“断开”。如果没有一些隔断的力量,整个世界就会冻结成一团超载的、由没有私密性的联结和没有过滤的信息组成的乱麻。
凯文·凯利
哲学家劳埃德·摩根说:“涌现”这个概念表现的是一种与之不同类型的因果关系。在这里,2+2 并不等于4,甚至不可能意外地等于5。在“涌现”的逻辑里,2+2=苹果。“对于‘涌现’——尽管看上去多少都有点跃进(跳跃)——的最佳诠释是,它是事件发展过程中方向上的质变,是关键的转折点。
凯文·凯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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