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中国
然而，这一结论也并非宣告“法律死了”，因为那种机械的严格执行、遵守制定法的现象从来就没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过，而只出现在一些法学家的书本上或理念中。因此，如果一定要说法律死了，那么死去的也仅仅是那种于国于民有害而无利的信条主义的过于理想化的法治观，而从中生长起来的是与当代中国变革相结合的、世俗但不卑俗的法律。
苏力
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 state）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鼓手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者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意义。
苏力
传统并不是形成文字的历史文献，也不是当代学者的重新阐述，而是活生生地流动着的、在亿万中国人的生活中实际影响他们的行为的一些观念。
苏力
“由于种种因素，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领域内是超越正式法律控制的，因为政府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或对路的“法律”服务来保持这些社区的秩序。” “在秋菊的案件中，那种正式的法律干预，尽管似乎更符合那种被认为是普适且客观的权利观和权利保护，似乎是“与国际接轨”，但它不仅没有令当事人满意，而且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损害了社区中原来存在的尽管有纠纷但仍能互助的社会关系，损害了社区中曾长期有效、且在可预见的未来村民们仍将依赖的、看不见的社会关系网络。” 秋菊的行为违背了德克海姆所说的那种由“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而产生的集体良知，她就会在无形中受到某种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在一定期间内，她将在一定意义上被“流放”。
苏力
“私了”这种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而这样一来，这里也就证明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成本。 说受害人的选择是有理由的（justified）并不是说这一选择的结果在法律上是正当的，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观就必定认可它。但我们在此应当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作一个道德的或法条主义的评价，而是应当思考：如果想以国家的制定法改变行为人的行为，制定法可以和应当如何改进？显然，道德法治教育本身不可能是改变人们对待法律制度的态度的充分条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人们的选择是在所有现存的社会限制条件下做出的，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法律，而不仅仅由或主要不是由观念决定的。
苏力
今天，圣坛已经动摇不稳，讲经和宗教仪式已经成为人们怀疑和挖苦的对象。在这种时候，艺术应该离开教堂的内壁，到外面去寻找广阔的天地。为了做到这一点，必不可免地要创造一种崭新的音乐。这种音乐也可以称之为社会艺术，它将紧密而广泛地把戏剧和教堂结合起来，这种音乐应该是严肃的、神圣的、丰富多彩的、热烈的、不受限制的，狂风暴雨似的、平静的、纯洁的和发自内心的。《马赛曲》比任何印度、中国和希腊传说都更有力地证明了音乐的力量。因此在创造新的宗教音乐时，必须以它和其他歌颂自由的美妙歌曲为我们的样本。
弗朗茨·李斯特
这个世界谈艺术，第—是你们中国人有艺术；其次为日本，日本的艺术又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黑人有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无艺术，不懂艺术，这么多年来，我常常感到莫名其妙。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人乃至东方人来巴黎学艺术！这话，以我看来，似有恭维客气的意味，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见毕加索对东方艺术评价极高，也反映了他身为世界艺术大师，仍虚怀好学。
毕加索
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甚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来改革之外，也再没有别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怀念过去，就是希望将来，而对于现在这一个题目，都缴了白卷，因为谁也开不出药方。所有最好的药方即所谓希望将来的就是。
鲁迅
中国人有一种矛盾思想，即是：要子孙生存，而自己也想活得长久，永远不死；及至知道没法可想，非死不可了，却希望自己的尸身永远不腐烂。
鲁迅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把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把东西偷完。
鲁迅
我总觉得洋鬼子比中国人文明，货只管排，而那品性却很有可学的地方，这种敢于指摘自己国度的错误的，中国人就很少。
鲁迅
中国人不疑自己的多疑。
鲁迅
我独不解中国人何以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曲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
鲁迅
我想，要中国得救，也不必添甚么东西进去，只要青年们将这两种性质的古传用法，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
鲁迅
中国人不但“不以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以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以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
鲁迅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们的人，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然而这许多人口，便只在尘土中辗转，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鲁迅
中国人没记性，因为没记性，所以昨天听过的话，今天忘记了，明天再听到，还是觉得很新鲜。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坏了的事，今天忘记了，明天做起来，也还不是“仍旧贯”的老调子。
鲁迅
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即一天一天的堕落，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在事实上，亡国一次，即添加几个殉难的忠臣，后来每不想光复旧物，而只去赞美那几个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过之后，也每每不思惩凶，自卫，却只顾歌咏那一群烈女。
鲁迅
其实，中国人并非没有“自知之明”的，缺点只在有些人安于“自欺”，由此并想“欺人”。比如病人，患有浮肿，而讳疾忌医，但愿别人胡涂，误认他为肥胖。
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