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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
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余秋雨
如果有只蚊子在耳边嗡嗡扰人清梦,我们有办法杀死它;但如果有个想法回荡脑海令人难以成眠,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杀掉”这个想法。
瓦尔·赫拉利
过去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最平静的时代。早期农业社会,因人类暴力而死的人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5%,在20世纪约占5%,而在今天只占1%。
瓦尔·赫拉利
在孟买贫民窟里艰难养育两个孩子的单身妈妈,只关心下一顿饭何在;地中海难民船上的难民只会眼巴巴望着海平面,寻找陆地的迹象;而在伦敦某个人满为患的医院里,垂死的病人拼尽全身所有的力量,只为再吸进下一口气。
瓦尔·赫拉利
商贸使人们重视在交易中获得陌生人信任的机会。随着陌生人之间的金钱互动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多地把邻居想成潜在的生意伙伴,而不是潜在的猎物。杀死店主毫无意义。故此,同理心、自我控制和道德成为第二天性,尽管道德始终是一把双刃剑,贯穿历史,它既能防止暴力,也很容易引发暴力。
马特·里德利
学校把科学当成事实目录一样教给孩子(也包括我),只要求死记硬背,却从不告诉他们:科学其实是一连串有待挑战的迷人奥秘。教他们认识星系和黑洞吧,别让他们去背波义耳定律!爱因斯坦曾说,“现代教育方法竟然没能彻底扼杀人们探索的神圣好奇心”,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在这个精致的小工厂里,除了刺激,缺少的主要是自由”。
马特·里德利
是基因的自私,促成了生物个体的无私。蜜蜂自杀式地去蛰威胁蜂巢的动物,为了自己的蜂巢而死,好让基因存活下去。只不过,在这个例子中,基因是通过带有毒刺的母亲、蜂王间接传递的。把身体视作为满足基因需求而运作,比反过来想更合理,这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
马特·里德利
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导致60000多人死亡。万圣节的清晨,教堂里挤满了人,神学家按照莱布尼茨的解释说,里斯本罪恶太多,受惩罚是应得的。伏尔泰认为这太过分了,便写了一首诗讽刺地问:“那就是说,陨落于地震的里斯本,比处处骄奢淫逸的巴黎,能找到更多的恶?”
马特·里德利
人脑总是在不断寻求新鲜事物,它绝不会因数量有限的隐喻而得到满足。你甚至可以说人的本性促使人有一种强烈而不懈的动力去超越那些已经固定下来的隐喻。这些固定下来的隐喻常常被称为“已死的隐喻”。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在欧洲人殖民的—个世纪内,有4万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
贾雷德·戴蒙德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
贾雷德·戴蒙德
在新几内亚的传统社会里,如果一个新几内亚人碰巧和另—个陌生的新几内亚人发生冲突,而两人离开各自的村庄又都很远,于是两人就长时间地谈论他们的亲属,试图建立某种关系,从而找到某种理由使两人不会产生要杀死对方的念头。
贾雷德·戴蒙德
今天干百万人去买标名牛仔裤,而这种牛仔裤的价格是同样耐穿的普通牛仔裤的两倍——因为标名商标的社会声望的价值超过了额外的花费。同样,日本继续使用它的麻烦得吓死人的汉字书写系统,而不愿使用效率高的字母或日本自己的效率高的假名音节文字——因为与汉字体系连在一起的社会声望实在太大了。
贾雷德·戴蒙德
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个西班牙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同样带来了一场浩劫。对皮萨罗来说幸运的而对印加人来说不幸的是,天花已在1526年由陆路到达,杀死了印加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瓦伊纳·卡帕克皇帝和他的指定继承人。
贾雷德·戴蒙德
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
贾雷德·戴蒙德
人类历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可以从欧洲人征服新大陆并使那里人口减少这件事得到很好的例证。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
贾雷德·戴蒙德
作为流行病而不是作为点滴的小病光顾我们的这些传染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
贾雷德·戴蒙德
在新西兰以东500英里处的查塔姆群岛上,莫里奥里人的长达几个世纪的独立,于1835年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宣告结束。那一年的11月19日,500个毛利人带着枪支、棍棒和斧头,乘坐一艘船来到了。接着在12月5日,又有一股船运来了400个毛利人。一群群毛利人走过莫里奥里人的一个个定居点,宣布说莫里奥里人现在是他们的奴隶,并杀死那些表示反对的人。当时,如果莫里奥里人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是仍然可以打败毛利人的,因为毛利人在人数上以一比二处于劣势。然而,莫里奥里人具有一种和平解决争端的传统。他们在议事会上决定不进行反击,而是提出和平、友好和分享资源的建议。莫里奥里人还没有来得及发出那个建议,毛利人已开始了全面进攻。在以后的几天中,他们杀死了数以百计的莫里奥里人,把他们的许多尸体煮来吃,并把其余所有的人变为奴隶,在其后的几年中又把其中大多数人随心所欲地杀死。
贾雷德·戴蒙德
在传统新几内亚社会中,聪明的人比较有机会逃出鬼门关,传递基因。在传统欧洲社会中,传染病的死亡威胁筛出的不是智力,而是与遗传抗性有关的身体化学。例如,血型为B型或O型者,对于天花的抵抗力就比A型血的人来得强。也就是说,针对智力的天择压力,很可能在新几内亚社会中表现得更为赤裸裸。
贾雷德·戴蒙德
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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