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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人类社会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关于环境塑造历史的例子。东亚和太平洋族群凭借他们地理上的家园,无论在利用可驯化的动植物方面,或是在与其他族群的联系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一次又一次地,是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并处在有利于传播来自别处的技术的地理位置上的族群,取代了缺乏这些优势的族群。一次又一次地,当一次移民浪潮在不同的环境中展开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移民们的后代以各自的不同方式发展。
贾雷德·戴蒙德
许多早期国家,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过奴隶制,其规模比酋长管辖地大得多。这不是因为酋长管辖地在处理被打败的敌人时更加宽大为怀,而是因为国家经济专门化的发展,更多的大规模生产和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隶劳动。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能够得到更多的俘虏。
贾雷德·戴蒙德
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酋长在收获季节从他的管辖地的每一个农民那里收到了小麦,然后宴请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麦贮藏起来,再在下次收获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麦逐步地分配给大家。如果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货物不是再分配给他们,而是留给酋长的家族和手艺人消费,这种再分配就变成了进贡,也就是首次在酋长管辖地出现的税收前身。酋长不但向平民索取财物,而且还要求他们提供建设公共工程的劳动力,而这又一次可能对平民有利(例如有助于养活每一个人的灌溉系统),要不然那就主要对酋长们有利了(例如穷奢极欲的墓葬)。
贾雷德·戴蒙德
定居生活对技术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种生活使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产。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拥有可以携带的技术。如果你经常迁移而且又没有车辆或役畜,那么你的财产就只能是小孩、武器和最低限度的其他一些便于携带的小件必需品。你在变换营地时不能有陶器和印刷机之类的累赘。这种实际困难或许可以说明何以有些技术出现得惊人地早,接着停了很长时间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贾雷德·戴蒙德
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来这项发明的重要性。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这过程对自身的催化,它就以一种与时俱增的速度而加快。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爆炸给我们今天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中世纪的技术爆炸与青铜时代相比,同样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又使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技术发展相形见拙。
贾雷德·戴蒙德
在发明的传播中最容易接受发明的社会是大陆上的一些根基深厚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技术发展最快,因为它们不但积累了自己的发明,而且也积累了其他社会的发明。例如,中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由于位居欧亚大陆的中央,既得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发明,又承袭了希腊的学术。
贾雷德·戴蒙德
人们也一直在争论,促进技术发展的究竟是环境资源的丰富还是环境资源的短缺。丰富的资源可以促进利用这些资想的发明的发展,例如在有许多河流的多雨的北欧地区的水磨技术——但为什么水磨技术却没有在甚至更多雨的新几内亚更迅速地发展起来?
贾雷德·戴蒙德
许多北欧人认为,在气候条件严峻的地方,技术能够繁荣发展,因为在那里没有技术就不能生存;而在温和的气候下,技术则会枯萎凋零,因为那里不需要穿衣,而香蕉大概也会从树上掉下来。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有利的环境使人们用不着为生存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可以一门心思地去从事创新活动。
贾雷德·戴蒙德
在整个历史上,战争常常是促进技术革新的主要因素。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核武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飞机和卡车的巨额投资,开创了整个新的技术领城。但战争也能给技术发展带来破坏性极大的挫折。
贾雷德·戴蒙德
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贾雷德·戴蒙德
人类历史的主要事实之一,是西南亚的那个叫做新月沃地的地区在人类发展早期的重要性。那个地区似乎是包括城市、文字、帝国以及我们所说的文明在内的一连串新情况发生的地方。而所有这些新情况之所以发生,都是由于有了稠密的人口,有了剩余粮食的贮存,以及可以养活不从事农业的专门人材,凡此种种之所以可能又都是由于出现了以作物栽培和牲口饲养为形式的粮食生产。
贾雷德·戴蒙德
并不是所有必要的技术都是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在某一地区最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都是同时驯化的。即使是在粮食生产以最快的速度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也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从完全依赖野生食物转变为依赖很少几种野生食物。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采集野生食物和培织非野生食物是同时进行的,而随着对作物的依赖的增加,各种采集活动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减少了。
贾雷德·戴蒙德
食物生产手段让农民生产出食物盈余,因此农业社会可以供养全职的技术专家,他们不用亲自耕作,只要专注于发展技术。过着迁徙生活的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相当平等,他们的政治领域限于部落的领地,以及与邻近部落合纵连横的关系。在人口稠密、定居的农牧社会中,则出现了首领、国王和官僚。这种层级体制不但是治理广土众民所需,也是维持常备军队、派遣探险舰队和发动征服战争的前提。
贾雷德·戴蒙德
直到1000年前,北欧人对欧亚文明的发展还可以说是毫无贡献。他们只是运气好,住在一个方便输入先进发明的地方。农业、车轮、文字、冶金术,都是欧亚大陆比较暖和的地区的产物。这些事物在新大陆、高纬度严寒地带的发展是停滞的。
贾雷德·戴蒙德
文字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在那之前的历史往往只被一笔带过,尽管在人类500万年的历史中,没有文字的时间占到了99.9%。人类历史上,文字只独立发明过几次而已,而且是在最早发展出食物生产手段的地区。其他社会要么从那几个中心直接采借文字,要么受到那些文字系统的启发而发展出自己的文字。
贾雷德·戴蒙德
大约3200年前,波利尼西亚人的祖先向太平洋散布,他们散居的各个岛屿环境迥异。短短几千年之内,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原始帝国,同出一源的族群发展出形态各异的社会。这种发散的现象可以当作基本模型,协助我们理解从上个冰期结束至今,各大洲的人类族群如何在更长的时间、更广的空间内发展出了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帝国的种种社会形态。
贾雷德·戴蒙德
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①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②相对军事实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③经济实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④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⑤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⑥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萨缪尔·亨廷顿
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
萨缪尔·亨廷顿
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萨缪尔·亨廷顿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彼此之间的社会群体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
萨缪尔·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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