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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尝试去培养一种成熟、积极的思维模式。面对困境时,不要一味抱怨和消极,而是要冷静分析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要注重对未来的规划和思考,避免被眼前的短暂利益所迷惑,坚守自己的长远目标。
罗翔
在某种意义上,作为法律人,我们眼中永远只有价值问题,没有纯粹的事实问题,或者说你根本找不到一个没有价值判断的事实问题。
罗翔
这种保护“弱者”的道义感是可贵的。但我看到的问题更可能出在这里,当我们在热诚或极力推进和保护一种权利,并认为是正义在手而大义凛然之际,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是否会不留心地削弱了另一种同样应当得到重视和保护的权利,特别是那种不具有显著和直接物质收益的公民权利,那些并非某个人所独占的公民权利,例如言论自由权。我们必须平衡这类案件中所涉及的各种利益。确实,我们生活在一个对公民的权利保护日益增强、而且也必须目益增强的时代。但我们从来没有、也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没有风险、没有错误的时代。既然有风险,要有代价,那么总是必须有人(而不论他是谁)来支付这些风险的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由他人或社会来支付,也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例如通过保险制度),但如果考虑到不同个人之间的不同权利的冲突,也许我们应当对在同情心或直觉冲动下作出的决断略加迟疑。我们不能因保护了一种权利而伤害甚或否定了其他的权利。这里的问题不是或不只是谁支付得起这个代价,而是由谁支付了这种代价之后对这个社会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作为制度的法律就应起到这样的作用,防止我们由于一时冲动而做出一些貌似公正而其实未必恰当的傻事。
苏力
在法律文化上,这一问题甚至更为突出。中国法律界一般都同意这样一个判断:我国的法律传统历来普遍倾向于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这其中的有些行为固然可以以不正之风解释,但在法律文化上,这不正是一种缺乏‘形式理性’的表现吗?此外,我国的法律机构的运作也常常过分强调对大众呼声的反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词语不时出现在司法判决书上;不仅大众有这个要求,司法机关也这样自我界定和行为。这种传统也限制‘形式理性’法律的形成,使法院的运作较多为社会上不很确定的情绪性因素影响甚至左右。
苏力
因为在我看来,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的都不应当是为了确立一种威权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从这个角度看,界定权利和建立权利保护机制的权力应当是分散化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考虑当事人的偏好,而不是依据一种令人怀疑的普遍永恒真理而加以中心化。
苏力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的改革初期,法律相当简单,粗略,有时不仅难以执行,而且有时还没有财力,物力和人力来严格执行;在这种制度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为解决现实的急迫问题,各种法律规避的措施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对制定法(法律和政策)的丰富充实和临时补给。因此,这种法律规避是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制度创新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方法。而且,其意义还在于,这是一种渐进式的制度创新,它同时起着打破旧体制,蜕化旧体制以及通过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理性选择而逐步形成新规则体系的作用。这使得改革的阻力相对减少,使人们的接受能力增加,用经济学的话语说,就是节省了改革的“交易成本”。从这一角度来看,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法律规避现象必然会增多,甚至必须增多。
苏力
本文的核心是提出一个思路,提出这些案件中被许多人所忽视的重要的社会价值,提出权利配置的制度化的问题。因此当我们在处理一般的所谓民事、刑事、经济或行政案件时,我们的律师和法学家们不能仅仅着重于“官司的了结”,而忽视个社会中的纠纷具有多重法律问题和普遍的意义。我们需要专门家,但我们应当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只有这样,才能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才能使法学的研究成为法学,而不仅仅是“律学”。
苏力
“私了”这种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而这样一来,这里也就证明了在中国目前的社会文化条件下,国家制定法在某些方面是不完善的,因为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成本。 说受害人的选择是有理由的(justified)并不是说这一选择的结果在法律上是正当的,也不是说我们的道德观就必定认可它。但我们在此应当研究的问题并不是作一个道德的或法条主义的评价,而是应当思考:如果想以国家的制定法改变行为人的行为,制定法可以和应当如何改进?显然,道德法治教育本身不可能是改变人们对待法律制度的态度的充分条件,尽管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人们的选择是在所有现存的社会限制条件下做出的,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法律,而不仅仅由或主要不是由观念决定的。
苏力
青年时代容易迷茫,但迷茫是自我认知的开始。你得好好跟自己相处,让内心的你和在外在的你尽量变成一个人。一个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在寻找自己未来的方向时,更多的是要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这还不包括那些不可预知的精神烦恼。“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可是,这泛泛的天高地远实际上更是窘境,就好像在一个已然茂密的丛林里给许多未来的参天大树找到一个栖身之地一样困难。
李健
我喜欢潺潺流水的平稳的生活,我不太喜欢惊涛骇浪,所以我一直不太鼓励什么年轻人经历更多的坎坷,坎坷很多时候都是灾难的,都是历史的一个说辞。我很幸运,没有赶上文革,没有赶上那些战争年代,但我们也经历了环境污染、人心的不定、转型人的焦虑。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问题,相对来讲我觉得是自己很幸运的。
李健
做出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遵从内心。谁说人一定要活的明明白白,人生就是时间,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活着,是一种体会属于人类情感的岁月,人的情感还是最有魅力的。人生不是为了寻找答案而来,大部分事情都像是一次体验。哲学问题里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现在不依然是无解吗?探求答案其实是无意识的,但探求答案的过程是有意义的。
李健
我从来就不想争第一,因为我觉得在任何环境里,在任何时代里面,当第一名是非常危险的,无论在哪个行业,当第二名第三名是更适合我,其实我不太看重所谓事业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顶峰什么辉煌,其实有很多时候,那对生活来讲没有真正的意义。舞台,从理论上来讲也是虚幻的,人永远留恋舞台很有可能出问题的,一定要分清舞台跟真正生活的区别。
李健
对于一场演出,只要将我的生命投入其中,至于我是否亲自执棒指挥,那真的无关紧要,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的手臂的挥动,而在于我精神的活动。
弗朗茨·李斯特
如果我们真实地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么内卷是不可避免的。都是在比、都是在拼、都是想成为人上人、都是想把别人踩下去嘛。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动物世界的规则来要求人类世界,大家不觉得这是对人的一种侮辱和亵渎吗?我并不是说竞争有问题,但是人最重要的是和自己比,我们不需要和别人比。当你瞧不起别人,你其实就瞧不起自己,而你瞧不起自己,必然也瞧不起别人。于是你就会加入内卷的残酷竞争,人在和人攀比、比较和竞争的过程中,我们内心的幽暗和兽性就会被激发出来,我们就会忘记,我们自己作为人本身的尊严。
罗翔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质,说白了就是浅薄。但问题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浅薄,都以无知当作有知,都以懂一点皮毛来当作深刻。我们要跟人类伟大的灵魂去对话,因为它会带我们走出浅薄。
罗翔
经常会有人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你会如何选择之类的问题。那既然已经做了选择或者说你已经为命运所选择,你就应该接受这份选择所应该有的意义,并且承受它的后果。
罗翔
这种抗拒,源自于确信旧范式终将解决它的所有问题,自然界终可塞进那范式所提供的盒子之中。
托马斯·库恩
抱怨。那些有成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之点,那就是当他们处在情绪“风暴”中时较能自持,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乃是他们都遵照这个基本法则:只把十分之一的时间放在“问题”上,其余十分之九的时间放在“解决办法”上,尤其重要的是别把时间浪费在小事情上,而特别要记住的是:人生中还真没什么大事情。
安东尼·罗宾
理论所不能解决的疑难问题,实践将为你解决。
穆罕默德
我们周围的世界改变得多么迅速,一个问题多么快地替代了另一个问题,几乎没有享受胜利喜悦的时刻
保罗·奥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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