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自己的20句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要留心，即使当你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或做坏事，而要学得在你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

人的知识好比一个圆圈，圆圈里面是已知的知识，圆圈外面是未知的知识。大圆圈的面积是我的知识，小圆圈的面积是你的知识，我的知识比你多。这两个圆圈的外面就是你们和我不知道的部分。但大圆圈的周长比小圆圈长，因此我接触无知的范围也比你们广，这就是我常常怀疑自己的原因。

芝诺

宣传就是劝人。要劝世人都明白本党主义，都来倾向本党，便要诸君自己先明白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知道怎么样去宣传。到了知道怎么样去宣传，那便是宣传人才。要有很多的宣传人才，非要办一个宣传学校，慢慢的养成不可。

——在广州中国国民党恳亲大会演说，1923年10月15日

孙中山

须知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

——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演说，1920年11月9日

孙中山

为什么十二年来，人民都以为祸乱是革命产生出来的？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王’。这种心理不改变，中国是永不能太平的。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样样敷衍茍安，枝枝节节，不求一彻底痛快的解决，要晓得这样是不行的。你不承认十二年的祸乱是革命党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数却承认是这样的。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起来分析一下，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我们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为在那时，多数人要詈我们乱臣贼子，是叛贼，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必[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学生是读书明理的人，是指导社会的，若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苟且从俗，随波逐流，那就无贵乎有学生了。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1923年8月15日

孙中山

民生是一种道德上的努力，而不是阶级的斗争。它既是实际的，也是理想的。……我应该说，民生远比其他二大主义更重视我们的伦理传统；在中国人信仰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后，应藉自己人格的觉醒，作为一个有益于人类幸福的媒介；此一自觉，将使他变成爱群乐群的君子。在这个对世界具有价值的自觉感中，利己主义遂为利他主义所替代。……让我再强调说，民生便是一种伦理力，是运用伦理的方式，使各阶级合作和谐，而绝不是各阶级互相仇视而益形分裂。在三民主义中，尤其是民生主义中这种仇视的态度是绝对要不得的。我们必须记住，民生之继续发皇，端赖抛弃一切仇视，取消一切夸张，丢开一切偏见，避免令人不能透气的阶级区分。每个人应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并彻底了解个人的问题，惟有先解决大众的问题，然后才能得到圆满解决。

林百克法官与孙逸仙谈话(Judge Linebarger，Conversation with Sun Yet-sen)

孙中山

说到社会上的地位平等，是始初起点的地位平等，后来各人根据天赋的聪明才力自己去造就，因为各人的聪明才力有天赋的不同，所以造就的结果当然不同。……如果不管各人天赋的聪明才力，就是以后有造就高的地位，也要把他们压下去，一律要平等，世界没有进步，人类便退化。

——民权主义第三讲

孙中山

地方自治，是在兵事完结之后，把全国一千六百多县都画分开，将地方上的事情让本地方人民自己去治，政府毫不干涉。

——在广州全国青年联合会演说，1923年10月21日

孙中山

一个新的、开明而进步的政府必定要取代旧政府。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将不仅能使自己摆脱困境，而且还有可能解救其他国家，维护其独立和领土完整。在中国人中间，有高度文化素养的大不乏人，我们相信，他们必能承担组织一个新政府的重任，为了把旧的中国君主政权改变为共和政体，思虑精到的计划早已制订出来了。

——与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谈话，1911年11月

孙中山

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

——〈民权主义第五讲〉，1924年4月20日

孙中山

诸君学美国，切不可像从前的美国留学生，只要自己变成美国人，不管国家；必须利用美国的学问，把中国化成美国。因为国家的大事，不是一个人单独能够做成功的，必须要有很多的人才，大家同心做去，那才容易。……如果只要自己学成美国人，便心满意足，不管国家是怎样，我们走到外国，他们还是笑我们是卑劣的中国人呀。因为专就个人而论，中国人面黄，美国人面白，无论诸君怎么学法，我们的面怎么样可以变颜色呢？诸君又再有什么方法去学呢？我们要好，须要全国的人大众都好，只要把国家变成富强，是世界上的头等国，那么，我们面色虽然是黄的，走到外国，自己承认是中国人，还不失为头等国民的尊荣。

——〈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上的演说〉，1923年12月21日

孙中山

吾党与他（鲍罗廷）等所主张，皆是三民主义，主义既是相同，但吾党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仍迟迟不能成功。他等气魄厚，学问深，故能想出良好方法。吾等想革命成功，一定要学他，吾等在革命未成功之前，既是人自为战，今后应该结合团体而战，为有纪律的奋斗；因为要学他的方法，所以我请鲍君做党的训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望各同志牺牲自己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在广州大本营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

孙中山

我抱歉我使你失望。我抱歉不能在中国古人所走的路上尽我的责任。如其我的良心允许我，我也愿意遵守中国的法律做事，不是一味要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中国自己并不能尽自己的责任。我能不遵守已败坏的习惯。你曾很慷慨地予我的产业，我很愿意还给你。我不再有什么要求。财富不足以动我心。金钱是中国的灾害之一。金钱可以用之正当，也可以用之不正当，不幸在中国官场以金钱充贿赂，以致增加人民负担。兄长，请你完全告诉我怎么样把产业交还给你。

——回答兄长孙眉，1884年

孙中山

我们的胜败是常事。去年失败，今年可以成功；今年失败，明年可以成功；一年两年失败，十年百年总是可以成功。革命是人类的觉性，人人知道自己要救自己，所以造成这种大力量。有了这种大力，便无大力可以阻止。好比有一块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在中途的时候，试问诸君有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呢？革命之成功，就象大石头从白云山顶滚到山脚一样，一经发动，继没有中途停止的。我在三十年前提倡革命，当中失败总不下二十次，但每失败一次，势力便加大一次。此次在广州来革命，诸君如果问我可不可以成功，我的答复是不知，但是我不以不知便不奋斗，我总是抱定我的宗旨，向前去做……成功是人民的事，于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革命的发起人，要人民来赞成。如果多数人赞成革命，便可以成功；少数人数赞成革命，自然难得成功。我为革命始终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成功与不成功，是人民的责任。

《在广州商团和警察联欢会的演说》（1924年1月14日）

孙中山

为什么十二年来，人民都以为祸乱是革命产生出来的？中国大多数人的心理，”宁为太平犬，不作乱离王“。这种心理不改变，中国是永不能太平的。因为有这种心理，所以样样敷衍茍安，枝枝节节，不求一彻底痛快的解决，要晓得这样是不行的。你不承认十二年的祸乱是革命党造成的么？民意大多数却承认是这样的。若以大多数人解决问题，那只好从他们的希望实行复辟了。我们有时到乡下去，高年父老都向我们说：‘现在真命天子不出，中国决不能太平。’要是中国统计学发达，将真正民意综起来分析一下，一定复辟的人占三万万九千万多。我们果然要尊崇民意，三四十年前只好不提革命了。因为在那时，多数人要詈我们乱臣贼子，是叛贼，人人可得而诛之的。你们要实行自己的宗旨，必[不]要处处迁就民意，甚至于民意相反，也是势所不恤的。学生是读书明理的人，是指导社会的，若不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而苟且从俗，随波逐流，那就无贵乎有学生了。

《在广州全国学生评议会的演说》（1923年8月15日）

孙中山

中国利用自己的原料与自己的劳力，制造自己所需要的物品的日子很快即会到来。……中国不能永久购买那些本国易于制造的物品，那样做是极其不合理的。中国迟早是要自己制造自己需要的东西，你们的产品将不再能够在中国与中国的国货竞争。因之，你们只有开始在中国与中国合作设厂，否则迟早都要被驱出中国市场。—249

——《中国人之直言》（1920年4月3日）

孙中山

至于党争亦非不美之事，既有党不能无争。但党争须在政见上争，不可在意见上争。争出于正当，可以福民利国；争而出于不正当，则遗祸不穷。两党之争，如下棋然。譬如二人对弈，旁观者分为两组，按照着棋一定之规则，各相照护，不用诡谋以求自己之胜利，只以正大之方法相对待。假使手段不高，眼光不大，以致失败，败而出于正当，则胜者因十分满足，败者亦甘心不悔。即旁观照护之人，初助此方，继助彼方，即未为不可。只须用正当之方法，不用诡谋。政党亦然，他党之宗旨与自己之宗旨不相符合，因而不赞成他党，一心护持本党，求本党之胜利。其求胜利之方法，须依一定之法则，不用奸谋诡计，是之谓党德。如但求本党之胜利，不惜用卑劣行为，不正当手段，谗害异党，以弱本党之敌，此种政党，绝无党德。无党德之政党，声誉必堕地以尽，国民必不能信任其政策，何能望其长久存在呢？

——《在东京留日三团体欢迎会的演说》（1913年3月1日）

孙中山

一般人读书不认真还不要紧，我们革命党人却千万不可不认真。因为一般人读书，或是为个人的前途，或是为一家的生活，他读书不认真，成败得失，只他个人或其一家。革命党人则不然，一身负国家社会之重责，如果自己读书不认真，事情做错了一点，就不但害了我们的党，连整个国家社会也被害了。

《与邹鲁的谈话》（1919年6月）

孙中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