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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丕的寄托与此不同。“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天壤”言人渺小,“枯枝”言无根基,“忽”言短暂无常。 这里面没有“拣尽寒枝不肯栖”(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的高洁理想,讲的是所有人,所有种类的人生。天高地远之间,人渺小如飞鸟,且处于极为危险的境地,栖息在随时可能折断的枯枝上。在“阳春无不长成”的背景之下,万物繁荣而生命荒诞。草木和鸟兽野蛮生长,但草木随时折断、鸟兽随时坠落。这样惊惶的感觉,居然来自一位帝王。
黄晓丹
《东山》四章,皆以“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那条回家的路洒满秋雨,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诗中有一句“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了解《东山》的忐忑,便可理解曹丕所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的感觉:个人生命虽然在战争或瘟疫这样的群体性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生命的底色变化了。
黄晓丹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发明出各种答案,如此,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李陵面对的更为残酷:虽然活着已毫无意义,死却更不能选择,因为它意味着停止反抗。
黄晓丹
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
黄晓丹
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黄晓丹
佩戴香草是象征内心之美,可为什么一戴上香花美草,屈原就要说来不及?“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中间的“汩”是水流的样子。屈原忽然意识到,河水与时间一样,是往一个方向流动的,并不像《礼记·月令》和楚帛书中那样是循环的,因此他面对这些香花美草时就失去了从容的态度。他发现花草快速地枯萎,枯萎之后没有重生。他也联想到了自己的生命“恐年岁之不吾与”,意思是“恐怕上天给我的时间也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也不会再给了”。
黄晓丹
李清照不动声色地简明记录着收藏散失的过程,既不矜夸自己冒死保护收藏的功劳,也不回护自己在更多收藏毁弃中的误判责任。她将这残忍的丧失过程细细写来,清点每次浩劫遗留的吉光片羽,记录这些本与她的生命融为一体的东西如何一层层剥落。她唯独没有写人的嘴脸。似乎他们只是给她带来了必须去处理的麻烦,却不值得她凝神看待。我想这是李清照式的蔑视。
黄晓丹
今年冬十月朔,闻淮上警报,江浙之人,自东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谋入城市,居城市者谋入山林,旁午络绎,莫不失所。易安居士亦自临安溯流,涉严滩之险,抵金华,卜居陈氏第。37 这是准确到刻毒的描述。事实上金人自建炎四年在黄天荡(在今江苏南京)被韩世忠狙击,又在建康大败于岳飞之后,再也没有渡过长江。至绍兴四年,南宋朝廷已在临安安定下来,宋金实力对比逆转,但前方听闻金兵渡过淮河8,后方士民就如惊弓之鸟,乱窜逃命。 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黄晓丹
在还没有空调的时代,江南夏日的房屋是终日开窗的,唯独西窗之外遮盖着稀疏的竹帘。那时虽有风扇和凉席,人仍然终日热得昏昏沉沉。常常是在下午,忽然间有带着雨珠的凉风飘进室内。走廊里响起窗户的撞击声、玻璃窗或玻璃瓶落地砸碎的声音、人奔跑抢救的声音。一阵混乱之后暂时安静,然后是雨脚巨大的喧响,一阵比一阵更凉的凉风带着泥土的味道涌进房间。对于一个心中尚未储存世事的儿童来说,那种凉带来的快乐如洪水决堤。正如旁观的大人常常评价的那样:“落雪落雨狗欢喜 。”
黄晓丹
学会专心要尽可能避免无意义的闲谈,即那种不坦率诚恳的交谈。如果两个人谈论他们共知的一棵树的生长情况,或谈他们刚刚一起吃过的面包的味道,或是谈他们工作中的共同的经验,只要他们谈论的是其经历过的事,而且没有用抽象化的方式来对待它,那么,这种谈话就是有意义的。但有另一种情况,一场谈话可能涉及政治或宗教问题,却无聊透顶。当两个人说的都是陈词滥调的时候,当他们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黄晓丹
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渊明写“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意谓优患虽深,但此时当下却全然惬意、满足。这是渊明高于杜甫的地方。杜甫所写的,是人们普遍感到而无法表述的情感,使人获得理解和熨帖。渊明写的,却是人们未尝想过的境界,使人震撼并向往。渊明的风度在于他以一人之力,干预了后人对晋末社会的整个想象。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 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一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黄晓丹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61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 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
黄晓丹
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 “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 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他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被戮”也没关系的“准永生”。
黄晓丹
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
黄晓丹
诗的根本不是格律,而是生命精神的注入。人可以不作诗,不懂诗,但不能没有无伪、专一的诗心。
黄晓丹
没有谁知道哪里是安全的,但相信自己所在之处一定是不安全的。只要踏上别处,仿佛就有希望。别处之人也持相同的恐惧。人们看似在努力逃命,却只是互换了地方。
黄晓丹
杜甫不许诺战争一定会结束、未来一定会变好、故乡一定回得去,可是他在每个没有希望的日子里动员起内在的力量。就此,杜甫在晦暗不明的时代里找到了生活下去的热情。
黄晓丹
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黄晓丹
曹丕偏执地相信,肉体生命只是文学的附庸。不管寿命长短、死亡原因,只要有著述传世,生命就没有遗憾。寿命会结束,欢乐会终止。时候一到,一切戛然而止。文学能够战胜其他一切,在通往永恒的路上占据最先锋的位置。这一观点最终变成了《典论·论文》里程碑式的宣言,宣告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的到来: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插图] 每个读中文系的人都被要求过背诵这句话。在回答“我的职业价值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典论·论文》的地位相当于医学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黄晓丹
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黄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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