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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每时每刻都面临新的场景,但实际情况远比此复杂:我们每时每刻面对的不是一个场景,而是无数个互相重叠交织的场景。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若是对某个领域没有执念,则很难想象一个人如何才能产生革命性的洞见。如果没有做好准备,执念便一无是处。要不是充满热情,就不会发现长久以来从所有同事眼皮底下溜走的联系。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偏见并不是问题,反倒常常是件好事。因为偏见通常十分有用且高效。如果大脑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同等对待,将会陷入困惑。因此,范畴正如滤镜一般,是人类内心生活的关键要素,帮助我们应付如洪水般不断袭来的各种刺激。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人们的思维不是依靠不固定的、无意义的符号模式。相反,思维固定在两种东西之上,也就是说,头脑中的概念有两个源泉。首先,思维通过类比固定于过去。其次,思维通过亲历亲为的身体固定于具体的世界。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行家从来就不是无所不知的。一个真正的行家有一个繁杂的范畴体系,即使某些地方存在空缺,他也可以通过类比查漏补缺。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要想在世界里生存,人们就不得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以决定事情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担心推理是否合乎逻辑。如果在某个糟糕的日子里,你突然决定拒绝接受任何由归纳得出的结论,仅仅因为它们没有经过缜密的推理,那么你的思维终将停滞。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心理学家努力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社会史家了解灭族事件,医生了解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抱着同样的目的。他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谋杀、强暴、种族灭绝和疾病辩护,厘清导致这些惨剧与悲剧的因果链之后,才能设法打断这个链条。
贾雷德·戴蒙德
农业是澳大利亚的另一个毫无成功希望的行当,因为澳大利亚不但是最干旱的大陆,而且也是土壤最贫瘠的大陆。此外,澳大利亚还有一个方而也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在这大陆的大部地区对气候产生压倒一切的影响的,是一种无规律的不是一年一度的循环——ENSO现象(厄尔尼诺向南移动),而不是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所熟悉的那种有规律的一年一度的季节循环。无法预测的严重干旱会持续几年,接着便是同样无法预测的倾盆大雨和洪水泛滥。
贾雷德·戴蒙德
把小单位合并成大单位,这无论在历史上或是考古上都是有案可查的。同卢梭的看法相反,这种合并决不是在一些没有受到威胁的小型社会为了促进其公民的幸福而自由决定合并这一过程中发生的。小型社会的领袖和大型社会的领袖一样,珍惜自己的独立和特权。合并的发生不外乎下面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或通过实际的征服。有无数的事例可以用来说明每一种合并方式。
贾雷德·戴蒙德
许多早期国家,也许是大多数早期国家,都曾经历过奴隶制,其规模比酋长管辖地大得多。这不是因为酋长管辖地在处理被打败的敌人时更加宽大为怀,而是因为国家经济专门化的发展,更多的大规模生产和更多的公共工程需要使用更多的奴隶劳动。此外,更大规模的国家战争能够得到更多的俘虏。
贾雷德·戴蒙德
除了为财富转移给盗贼统治者进行辩护外,有组织的宗教还为中央集权的社会带来了另外两个重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是,共同的意识形态或宗教有助于解决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应如何共处而不致互相残杀这个问题——办法就是为他们规定一种不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约束;第二个好处是,它使人们产生了一种为别人而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而不是产生利己之心。以少数社会成员战死沙场为代价,整个社会就会在征服其他社会或抵御外侮时变得更加有效。
贾雷德·戴蒙德
酋长管辖地在继续实行对等交换和没有市场买卖或货币的同时,发展出了另一种叫做再分配经济的新制度。一个简单的例子是:酋长在收获季节从他的管辖地的每一个农民那里收到了小麦,然后宴请大家吃面包,或者把小麦贮藏起来,再在下次收获之前的日子里把小麦逐步地分配给大家。如果从平民那里收到的很大一部分货物不是再分配给他们,而是留给酋长的家族和手艺人消费,这种再分配就变成了进贡,也就是首次在酋长管辖地出现的税收前身。酋长不但向平民索取财物,而且还要求他们提供建设公共工程的劳动力,而这又一次可能对平民有利(例如有助于养活每一个人的灌溉系统),要不然那就主要对酋长们有利了(例如穷奢极欲的墓葬)。
贾雷德·戴蒙德
文字的发明不是通过对任何天然材料的观察。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字只有几次是独立发明出来的,而字母在世界史上显然只产生过一次。其他一些困难的发明包括水轮、转磨、齿轮装置、磁罗盘、风车和照相机暗箱,所有这些在旧大陆只发明过一次或两次,而在新大陆则从未发明过。这些复杂的发明通常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要比在当地独立发明的速度快。
贾雷德·戴蒙德
创新实际上来自何方?除了过去的几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外,对所有社会来说,许多或大多数技术都不是当地发明的,而是从其他社会借来的。当地发明与借用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发明某个技术的容易程度以及某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贾雷德·戴蒙德
虽然轮子在现代工业社会里非常有用,但在其他一些社会里情况就并非如此。古代墨西哥土著发明了带车轴和车轮的车子,但那是当玩具用的,而不是用于运输。这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可思议,直到我们想起了古代墨西哥人没有可以套上他们的带轮子的车子的牲口,因此这种车子并不比搬运工有任何优势。
贾雷德·戴蒙德
我的两个主要结论是: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如果把这两个结论用于没有文件证明的古代技术发展史,那就更加有说服力得多。当冰期的狩猎采集族群注意到他们的炉膛里焚烧过的沙子和石灰岩的残留物时,他们不可能预见到这种长期的偶然积累起来的发现会导致最早的罗马的玻璃窗(公元元年左右),而这种积累过程则是从最早的表项有半透明薄涂层的物品(公元前4000年左右),到最早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独立的类似玻璃的物品(公元前2500年左右),再到最早的玻璃器皿(公元前1500年左右)。
贾雷德·戴蒙德
事实上,许多发明或大多数发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驱使的人或喜欢动手修修补补的人搞出来的,当初并不存在对他们所想到的产品的任何需要。一旦发明了一种装置,发明者就得为它找到应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消费者才会感到他们“需要”它。还有一些装置本来是只为一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最后却为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们的大多数用途。寻求使用的这些发明包括现代大多数重大的技术突破,从飞机和汽车到内燃机和电灯泡再到留声机和晶体管,应有尽有。因此,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贾雷德·戴蒙德
作为流行病而不是作为点滴的小病光顾我们的这些传染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
贾雷德·戴蒙德
象被驯服了,但绝不是驯化。相比之下,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换句话说,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许多动物的形体大小改变了:牛、猪和绵羊在驯化中形体变小了,豚鼠在驯化中则形体变大了,而母牛则因产奶量高得到选择。
贾雷德·戴蒙德
约旦河谷最早的农民从他们能够得到的23种最好的野生禾本科植物中选择了这两种最好的(大麦和二粒小麦)。当然,在栽培之后产生的演化,如种子传播和发芽抑制方面的改变,可能是这些最早的农民的所作所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是,他们在把谷物采集下来带回家去栽培时,一开始就选择了大麦和二粒小麦而不是其他谷物,这可能是有意识的行动,是以种子大小、好吃和产量高这些容易发现的标准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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