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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起两支铅笔中的一支,放到书桌的一个抽屉里,关上抽屉,这样你就看不到、摸不到,也感受不到这支铅笔了。你很有可能认为即使自己无法感受到,这支铅笔也仍然存在。也就是说,你认为“抽屉里有一支铅笔”是一个事实。然而,现在请思考一下为什么你会这么认为。我们认为“书桌上有一支铅笔”和认为“抽屉里有一支铅笔”的原因有实质性区别。一个观点是以直接的、经过观察得来的证据为基础,而另一个则主要源于我们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所秉持的看法。尽管对“书桌上有一支铅笔”和“抽屉里有一支铅笔”的观点,我们深信不疑的程度可能是一样的,但我们秉持这两个观点的原因却有实质性差别。这一类事实,也就是人们深信不疑的一些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哲学性/概念性认识,我通常称之为“哲学性/概念性事实”。
理查德·德威特
以观察为基础的事实,通常被称为经验事实。
理查德·德威特
真理符合论里所使用的“现实”,不是“你的现实”“我的现实”“心理学家蒂莫西·利瑞的现实”。实际上,“现实”指的是“真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是完全客观的,独立于我们,通常也绝不取决于大多数人是如何认为的。
理查德·德威特
那些担心自己失去真相的人,往往比习惯从多个不同角度看待世界的人更为暴力。而且,“无法回答的问题”通常也比“不容置疑的答案”对人更有益。
瓦尔·赫拉利
我们把比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拿来努力控制世界,而非努力理解世界。而且就算我们努力理解世界,通常也是为了事后更容易地控制世界。
瓦尔·赫拉利
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家都是这样在未知世界中探索的,他们对于自己并不完全理解的现象,作出大胆却又通常十分幼稚的类比。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偏见并不是问题,反倒常常是件好事。因为偏见通常十分有用且高效。如果大脑对身边的一切事物都同等对待,将会陷入困惑。因此,范畴正如滤镜一般,是人类内心生活的关键要素,帮助我们应付如洪水般不断袭来的各种刺激。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词语混合的背后是人们试图在日常交流的压力下把思想转变为词语的努力。人们试图将复杂的外部环境简化,并压缩成事物的本质。在这一过程中创造的类比,总是处于无意识的相互竞争状态。这些类比激烈竞争之后,通常会产生清晰而明确的胜者,但有时也会出现没有任何一个范畴能够成为明确胜者的局势。当这种情形出现时,两个或更多个词语就会竞相发声,这就形成了相互竞争范畴词语标记的标准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相互竞争的词语碎片在语流中相互掺杂,产生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稀奇古怪、不可预测的变种。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文字的发明不是通过对任何天然材料的观察。我们在第十二章看到,文字只有几次是独立发明出来的,而字母在世界史上显然只产生过一次。其他一些困难的发明包括水轮、转磨、齿轮装置、磁罗盘、风车和照相机暗箱,所有这些在旧大陆只发明过一次或两次,而在新大陆则从未发明过。这些复杂的发明通常是靠借用而得到的,因为它们的传播速度要比在当地独立发明的速度快。
贾雷德·戴蒙德
什么是量化宽松政策?货币政策工具的最新方法是量化宽松,过去只是理论,2008年以前从未在美国使用。它可以用两种方式来操作,其一是美联储可以把钱贷给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这些贷款通常是短期贷款,所以,在2008年与2009年初的金融危机期间,当一般放款来源枯竭时,这个方法可确保市场大户仍有管道以获得现金。这种量化宽松政策会在短期贷款清偿后退场。量化宽松的另一个做法,是由美联储购买较长期的证券。2009年与2010年,美联储除了购买美国国库券,还购买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房屋抵押贷款证券。
蒂莫西·泰勒
什么是人均GDP?经济学家通常会关注人均GDP,也就是每人的GDP。这是粗略估计某特定时间和地区生活水平的方式。把2009年14.2万亿美元的GDP除以3.07亿人口,即得到每人46,000美元。人均GDP是一个有用的比较工具,因为它会自动调整不同国家或不同时间的人口差异。
蒂莫西·泰勒
提高最低工资是好事吗?比起加薪者得到的小惠,对由于提高最低工资而丢掉工作的少数人而言,损失更严重。失业率变高这种成本,不太可能平均分布于整个社会,反而可能集中在经济处于劣势的区域。此外,低技能工作通常是入门工作,一旦低技能工作变少,工人会变得更难踏上就业的阶梯。因此,对于大多数有工作的低技能工人来说,提高最低工资可能会为其提供不错的利益,但对找不到工作的人来说,会使其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蒂莫西·泰勒
什么叫掠夺性定价(predatory pricing)?是指既有厂商大幅削减价格,幅度够低且时间够长,把新的竞争者赶出市场后,再提高价格以达到独占水平。在实务上,通常很难定义掠夺性定价与传统的激烈价格竞争之间的界限。
蒂莫西·泰勒
科学研究是一种竞争吗?科学研究(事实上,通常是创意)是非竞争性的。如同托马斯·杰斐逊所言:“我将思想传授他人,他人之所得,亦无损于我之所有;犹如一人引我的烛火点烛,光亮与他同在,我却不因此身处黑暗。”
蒂莫西·泰勒
社会利益是由无私的人创造的吗?亚当·斯密说:“每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促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他只盘算自己的安全……只盘算自己的获利。而他在这么做的时候,如同很多其他情况,被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去促成一个与他本意无关的目的。虽然与他本意无关,但也不会因此使社会更糟。借由追求自身的利益,他频繁地促进了社会利益,比他认真设想促进社会利益还有效。”
蒂莫西·泰勒
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萨缪尔·亨廷顿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
萨缪尔·亨廷顿
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比较保险。
萨缪尔·亨廷顿
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萨缪尔·亨廷顿
实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拥有实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实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
萨缪尔·亨廷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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