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行为的名人名言哲理格言警句语录 - 每日文摘
行为
法律是对道德的最低要求，法律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秩序，而要维护秩序必须以惩罚为后盾。只有秩序才能让人类的行为具有相对的确定性。
罗翔
中国现代法治不可能只是一套细密的文字法规加一套严格的司法体系，是与亿万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心态以及行为相联系的；要建立法治，在一个维度上看，就是要重新建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对他人行为的确定预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依靠中国人民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几位熟悉法律理论或外国法律的学者、专家的设计和规划，或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国人将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运用他们的理性，寻求能够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解决各种纠纷和冲突的办法，并在此基础上在人们互动中逐步形成一套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相适应的规则体系。
苏力
中国当代的“许多实质性的变革，都是在正式的制度没有改、正式的‘名称’没有变的情况下，人们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正式规则相冲突的行动，改变了事实上的行为约束化（behavior constraints），创造出了各种新的关系，使人们得以捕捉获利的机会”。
苏力
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苏力
之所以说国家制定法无法抗拒民间法的影响，是因为所谓的严格执法和守法如果有，也是很少的；那种静态的严格法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是现实中不可能存在的状态。至少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不可能仅仅因为严格守法和执法是道义上的正确选择而严格守法和执法。大多数情况下，守法和执法只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的一种选择。 而且由于任何制定法都具有某种或多或少的弹性，法律不可能规定一切，许多法律有交叉，因此，从特定角度看，法律规避必定是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而真正的严格执法则是一种例外；甚至许多严格守法和执法的行为实际上也可能是一种“法律规避”。
苏力
正是在无人意识到的情况下，国家制定法正在以一种特殊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因此也就是在改变民间法的规则。这种影响日积月累，国家制定法所体现的那种价值，其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会渐渐改造民间法所体现的价值，改变人们的习惯的行为模式和规范，实际上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民间法。
苏力
在法律文化上，这一问题甚至更为突出。中国法律界一般都同意这样一个判断：我国的法律传统历来普遍倾向于重视实体正义，轻视程序正义。……这其中的有些行为固然可以以不正之风解释，但在法律文化上，这不正是一种缺乏‘形式理性’的表现吗？此外，我国的法律机构的运作也常常过分强调对大众呼声的反应，‘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的词语不时出现在司法判决书上；不仅大众有这个要求，司法机关也这样自我界定和行为。这种传统也限制‘形式理性’法律的形成，使法院的运作较多为社会上不很确定的情绪性因素影响甚至左右。
苏力
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改变了社会结构，使原有的社会中制约犯罪违法的机制打破了，当没有功能上可以替代的新机制时，犯罪违法就会大量增加。同时，由于社会的变化也会带来冲突的社会规范，规范的冲突也会使人们无所适从或进而“无法无天”，从而促使人们冒险违法和犯罪。特别是在现代化和市场经济化的过程中，物质利益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传统的道德和习惯的力量都难以与之抗衡，为了经济利益而铤而走险的行为到处可见。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增加，也使道德规范多元化。人们的共同的道德意识和规范意识单薄了，因此对违法犯罪的非正式的社会制裁大大削弱了。
苏力
要注意保持一定高度的社会道德和舆论的压力，而这只是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和渐进发展的后果。如前面所分析的，这种社会的压力是使人们不敢违法犯罪和有效改造罪犯和违法者的重要条件之一。当前，我个人认为尤其要注意对犯了罪或有违法行为的“能人”“名人”的处理，不仅在法律上绝对不应从轻，舆论上也不能宽容。这不仅涉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更重要的是最有效地防止他们对社会道德观念的肆意破坏以及所造成的影响。这也并非是对他们格外苛刻，而是一种竞争机制和淘汰的表现一一既然你选择了“出人头地”，影响广泛，社会就要求你格外严格，有得必有失。那种超法律的保护“能人”，论上的保护“能人”，从某种意义上看一方面反映了先前的计划经济的影子，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变相的等级特权观念，而这些恰恰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逐步改革的。同样“能人”是在竞争中才能出来的，而不是在特殊保护中造就的。
苏力
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更重要的是要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其中包括正式的诉讼机制和其他非讼机制，来实际获得或享有这种权利。
苏力
无论是民事的、商事的，有时甚至是刑事的纠纷；即使在知道有解决纠纷的正式法律而且不存在进入正式法律程序的重大障碍的情况下，人们也并不总是情愿诉诸正式法律来解决纠纷。这一现象是不能用文化上保守来解释的。 的确，从行为上看，自改革以来，与对市场经济以及其他新事物的接受程度相比较，中国人对法制的接受也许是保守的，但这种保守并不是由于什么他们希望固守某一种抽象的“文化”或“价值”，或者是他们的无知愚昧不懂法，而仅仅是由于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说来更大、更确定的利益。
苏力
同时也是尊崇人民的创造力。而之所以尊崇人民的创造性，并不是因为什么抽象的民主价值或关于人民的神话，是因为我们认为每个个人（包括历史上的个人——因此要珍重传统留下的知识）都拥有一些别人所没有的或无法拥有的、具体的知识。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他们在指出中国司法传统不发展、人们不习惯上法庭诉讼的特点的同时，并习惯性地将原因之一归为中国人有「厌诉」或「耻讼」的传统价值观。[14]这种以观念来解释行为模式的文化解说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种解说也许只是一种变化语词的同义反复，而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不具有经验上的可验证性。因为所有能证明中国人有厌讼观点的只是他们的很少进行诉讼的行为，而之所以这样行为的原因据说又在于他们有厌讼的观念。这样的解释只是使人们得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而从这两部电影，尤其是从《秋菊打官司》来看，厌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或行为习惯。而要改变这种社会法律现象，使人们能够而且愿意诉求正式的法律制度，重要的也许不是不少法学家主张的提高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是所谓的普法宣传、告知公民他们有什么的权利，而是要提供一种诉求的途径，提供功能上可以替代原先的纠纷解决方式的法律制度，
苏力
如果不是以外在的文字形式界定法律，而是以其对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生活的规范功能来界定，我们可以说那种认为中国历史是没有法、法律或法治的历史的激动人心的理论是荒谬的；那种认为中国传统的法律已随着旧制度的废弃而失效了的论点是天真的：而那种认为人们无知、愚昧、不懂法的看法是贵族化的。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农村中，许多带着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民间规范组织着社会生活，调整着各种矛盾和冲突。 这种传统由于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感觉不到它是外在的，而是被当作理所当然天然合理的。在没有其他生活方式对比之下，甚至难以觉察它的存在。只有在有外来法律试图重新规范社会生活时，这种民间法律才通过民众对外来法律种种不合作、规避法律、寻求“私了”显示出来 显示出来它的力量和功能。
苏力
人员的高度流动性和城市化使人们更多同陌生人进行交往，使犯罪违法有了可乘之机。一般说来，处于陌生环境的个人对他人以及周围的环境都无法产生一种切身的责任感和道义感，这就使他或她更易于从事一些在家乡或熟悉环境中所不为的行为……而另一方面，高度的流动性也使违法犯罪者有更多可能逃脱社会的制裁，包括舆论的制裁和正式的法律处罚，而这种逃脱反过来又可能刺激更多的和更严重的违法犯罪。
苏力
就是与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相伴随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取得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 state）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中国现代法治建设有什么最重要的启示的话，那么这应当是最重要的启示。
苏力
哈耶克曾经指出，在一个传统和惯例使人们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可预期的社会中，强制力可以降低到最低限度。
苏力
规避的存在本身就表明规避者意识到国家制定法或一种权威的存在，当他们努力规避国家制定法时，实际上也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法律的规则（当然也是在改变国家的法律规则）。真正严重的回题是行为人在行为时心目中完全没有这样一个权威，没有这样的顾忌，这时出现的就不是一种法律规避，而可能是对国家法律政策的无视和公开挑战。
苏力
而就是这些个人的具体知识的无计划、无指导、甚至似乎是非理性的行为的相互作用、相互限制、相互碰撞和相互调整，社会才得以形成许多人类赖以去的成就并仍然在发挥作用的规章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国家和法治；这些制度都只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并不是人类设计的结果。
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