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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
人类很少能认清自己的无知,因为他们就是一直待在如同回声室的同温层里,往来的都是思想相近的朋友,接收的都是肯定自己意见的新闻信息,各种信念只是不断增强,鲜少遭到挑战。
瓦尔·赫拉利
古代的狩猎采集部落已经比后来的所有人类社会都更加平等,原因在于他们本来就没什么财产。毕竟,得先有财产,才需要担心占有不均的问题。
瓦尔·赫拉利
一发生什么有趣的事,脸谱网用户就会下意识地拿出智能手机,拍照、发帖、等着有人点赞。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几乎不会注意自己到底有何感受。事实上,他们的感受越来越来自网络上的响应。
瓦尔·赫拉利
鼓励学生学习,而不是告诉他们应该想些什么;最热心学习的人,成为系统的主人,而非仆人。
马特·里德利
他们几乎不动脑子地照搬了全文的观点。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媒体惊人的轻信,以及它对自封为权威的论调没头没脑的崇敬之心。只要在伪科学的末尾加上“某某学”(ology)的后缀,你就能把记者变成驯服的宣传员。
马特·里德利
贸易使得意大利商人发家致富。因为对高利贷感到愧疚,他们委托艺术家制作美丽无比的虔诚作品,并支持以开放的心态探索古典世界的知识。
马特·里德利
学校把科学当成事实目录一样教给孩子(也包括我),只要求死记硬背,却从不告诉他们:科学其实是一连串有待挑战的迷人奥秘。教他们认识星系和黑洞吧,别让他们去背波义耳定律!爱因斯坦曾说,“现代教育方法竟然没能彻底扼杀人们探索的神圣好奇心”,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在这个精致的小工厂里,除了刺激,缺少的主要是自由”。
马特·里德利
市场经济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放弃购买的行为,决定了什么人应该拥有资本、运营工厂。他们决定了要制造什么东西,采用何种质量,生产的数量。他们的态度导致了企业家的盈利或亏损。他们使穷人致富,富人变穷。他们不关心过去的功德。只要有东西能更好、更便宜地提供给他们,他们就立刻投入新人的怀抱,哪管旧人的哭闹。
马特·里德利
人们交换得越多,劳动分工得越细,就越是在为彼此工作。他们越是为彼此工作,生活水平就越高。劳动分工带来的结果是陌生人之间建立起了庞大的协作网络,它把潜在的敌人变成了可敬的朋友。
马特·里德利
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科学家都是这样在未知世界中探索的,他们对于自己并不完全理解的现象,作出大胆却又通常十分幼稚的类比。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专家能够看到新手看不到的东西。他们看到的线索,新手或者视而不见,或者即使看到也认为毫无关系。而恰恰是这些表面的线索引导专家实现了深刻的发现。这样,表象也越来越包含本质。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有时,同一文化或是同一子文化内部的人会共享一系列范畴,这些范畴影响着人们对情境的看法。而对于那些处在这一文化之外的人们来说,这些看法会令他们大吃一惊,感到极其古怪。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近几个世纪以来,元类比已经深植于物理学家的思想之中:若是有一个概念在某一领域已被研究透彻,物理学家们就会试着把它移植到另一个领域,如果取得了成功,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再去尝试一个更冷门的领域。每一次大胆的尝试,都是对先前移植经验的类比。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把自己的生命赌在无数个微不足道、毫无察觉的类比上,虽然他们从没有想过这些类比的存在。每个思维活动,无论大小,都建立在这样的类比之上。越贴切的类比,人们就能从中得出越自然的结论。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作类比”这一普遍存在的心理过程背后是什么?为了生存,人类需要将现在发生的事和过去发生的事进行对比,时刻把握已有经历和当前情况的相似之处,并以此帮助他们理解新事物。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康德和尼采虽然在性格、哲学理论和宗教观点上十分不同,他们却对类比有着一致的坚定信念。对康德来讲,类比是所有创造力的源泉。尼采甚至有一个著名的定义:真理就是“移动着的隐喻大军”。
道格拉斯·理查·郝夫斯台特
心理学家努力了解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心理,社会史家了解灭族事件,医生了解造成疾病的原因,都抱着同样的目的。他们做研究,并不是为了给谋杀、强暴、种族灭绝和疾病辩护,厘清导致这些惨剧与悲剧的因果链之后,才能设法打断这个链条。
贾雷德·戴蒙德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人类社会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关于环境塑造历史的例子。东亚和太平洋族群凭借他们地理上的家园,无论在利用可驯化的动植物方面,或是在与其他族群的联系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一次又一次地,是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并处在有利于传播来自别处的技术的地理位置上的族群,取代了缺乏这些优势的族群。一次又一次地,当一次移民浪潮在不同的环境中展开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移民们的后代以各自的不同方式发展。
贾雷德·戴蒙德
在欧洲人殖民的—个世纪内,有4万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
贾雷德·戴蒙德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用来代替粮食生产的是所谓的“火耕农业”。土著居民把周围的土地加以改造和整治,以提高可食用植物和动物的产量,而不用借助栽培和养殖。特别是,他们有意识地把周围很大一部分土地放火焚烧。这样做可以达到几个目的:火把立即可以杀来吃的动物赶出来;火把茂密的植丛变成了人们可以更容易通行的稀树草原;稀树草原也是澳大利亚主要的猎物袋鼠的理想的栖息地;火还促使袋鼠吃的嫩草和土著居民自己吃的蕨根的生长。
贾雷德·戴蒙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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