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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
在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也许正是在自己的中学时代。那时我们多么年轻、纯洁、真挚,内心充满了生活的诗情……
路遥
他阅读过不少课外书。从学校的传统眼光看,这种学习是极不规范的。但在一个人往后的日常生活中,也许这种学习比课本知识更为有用。
路遥
有文化的城里人,往往不能想象农村姑娘的爱情生活。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文化就等于没有头脑;没有头脑就不懂得多少感情。可是实际也许和这种偏见恰恰相反。真的,正由于她们知识不多,精神不会太分散,对于两性之间的感情非常专注,所以这种感情实际上更丰富、更强烈。
路遥
他现在认识到,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应该按照普通人的条件正正常常的生活,而不要做太多的非分之想。当然,普通并不等于庸俗。他也许一辈子就是个普通人,但他要做一个不平庸的人。在许许多多平平常常的事情中,应该表现出不平常的看法和做法来。比如,像顾养民这家伙,挨了别人的打,但不报复打他的人——尽管按常情来说,谁挨了打也不会平平静静,但人家的做法就和一般人不一样。这件事就值得他好好思量思量。这期间,少平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在最平常的事情中都可以显示出一个人人格的伟大来!
路遥
是的,人一辈子也许谁也不能回避这件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她想不到这样一种人所难以逃脱的法则,这样快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路遥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像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路遥
也许并不是猩红热。然而普大夫没有找到,……同寓的白问山虽然是中医,或者于病名倒还能断定的,但是他曾经对他说过好几回攻击中医的话:况且追请普大夫的电话,他也许已经听到了……。然而他终于去请白问山。
鲁迅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鸷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嗥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然而,既经为人,便也只好“党同伐异”,学着人们的说话,随俗来谈一谈,——辩一辩了。
鲁迅
带露折花,色香自然要好得多,但是我不能够。便是现在心目中的离奇和芜杂,我也还不能使他即刻幻化,转成离奇和芜杂的文章。或者,他日仰看流云时,会在我的眼前一闪烁罢。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来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
鲁迅
一时的错误你已改正了,了解了,也就过去了,不要时时记在心里。也许你经过这个挫折会要大进一步的,那么,错误也就转变为有益了。
毛泽东
我常常说,我的文章不是涌出来的,是挤出来的。听的人往往误解为谦逊,其实是真情。我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什么文章要做,但有一种自害的脾气,是有时不免呐喊几声,想给人们去添点热闹。譬如一匹疲牛罢,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废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张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转磨,也可以的;赵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广告道:敝店备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养牛乳。我虽然深知道自己是怎么瘦,又是公的,并没有乳,然而想到他们为张罗生意起见,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药,也就不说什么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还要自己觅草吃,要喘气的工夫;要专指我为某家的牛,将我关在他的牛牢内,也不行的,我有时也许还要给别家挨几转磨。如果连肉都要出卖,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无须细说。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从深刻变为浅薄,从战士化为畜生,吓我以康有为,比我以梁启超,也都满不在乎,还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决不出来再上当,因为我于“世故”实在是太深了。
鲁迅
只要有银钱在手里经过,即使并非檀越的布施,人是也总爱逞逞威风的,要不然,他们也许要觉到自己的无聊,渺小。明明有物品去抵押,当铺却用这样的势利脸和高柜台;明明用银元去换铜元,钱摊却帖着“收买现洋”的纸条,隐然以“买主”自命。钱票当然应该可以到负责的地方去换现钱,而有时却规定了极短的时间,还要领签,排班,等候,受气;军警督压着,手里还有国粹的皮鞭。不听话么?不但不得钱,而且要打了!我曾经说过,中华民国的官,都是平民出身,并非特别种族。虽然高尚的文人学士或新闻记者们将他们看作异类,以为比自己格外奇怪,可鄙可嗤;然而从我这几年的经验看来,却委实不很特别,一切脾气,却与普通的同胞差不多,所以一到经手银钱的时候,也还是照例有一点借此威风一下的嗜好。
鲁迅
这是中国的老例,读书人的心里大抵含着杀机,对于异己者总给他安排下一点可死之道。就我所眼见的而论,凡阴谋家攻击别一派,光绪年间用“康党”,宣统年间用“革党”,民二以后用“乱党”,现在自然要用“共产党”了。其实,去年有些“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但这也许是“刀笔吏”式的深文周纳。
鲁迅
我常常感叹,印度小乘教的方法何等厉害:它立了地狱之说,借着和尚,尼姑,念佛老妪的嘴来宣扬,恐吓异端,使心志不坚定者害怕。那诀窍是在说报应并非眼前,却在将来百年之后,至少也须到锐气脱尽之时。这时候你已经不能动弹了,只好听别人摆布,流下鬼泪,深悔生前之妄出锋头;而且这时候,这才认识阎罗大王的尊严和伟大。这些信仰,也许是迷信罢,但神道设教,于“挽世道而正人心”的事,或者也还是不无裨益。况且,未能将坏人“投畀豺虎”于生前,当然也只好口诛笔伐之于身后,孔子一车两马,倦游各国以还,抽出钢笔来作,盖亦此志也。
鲁迅
即如天下有闲事,有人管闲事之类。我现在觉得世上是仿佛没有所谓闲事的,有人来管,便都和自己有点关系;即便是爱人类,也因为自己是人。假使我们知道了火星里张龙和赵虎打架,便即大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那自然是颇近于管闲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至于咱们地球之上,即无论那一处,事事都和我们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闲”也。
鲁迅
这正如败落大户家里的一堆废纸,说好也行,说无用也行的。因为是废纸,所以无用;因为是败落大户家里的,所以也许夹些好东西。况且这所谓好与不好,也因人的看法而不同,我的寓所近旁的一个垃圾箱,里面都是住户所弃的无用的东西,但我看见早上总有几个背着竹篮的人,从那里面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检了什么东西去了,还有用。更何况现在的时候,皇帝也还尊贵,只要在“大内”里放几天,或者带一个“宫”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这真是说也不信,虽然在民国。
鲁迅
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方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在自然界里也这样,鹰的捕雀,不声不响的是鹰,吱吱叫喊的是雀;猫的捕鼠,不声不响的是猫,吱吱叫喊的是老鼠;结果,还是只会开口的被不开口的吃掉。文学家弄得好,做几篇文章,也许能够称誉于当时,或者得到多少年的虚名罢,——譬如一个烈士的追悼会开过之后,烈士的事情早已不提了,大家倒传诵着谁的挽联做得好:这实在是一件很稳当的买卖。但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这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
鲁迅
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鲁迅
那时我于广州无爱憎,因而也就无欣戚,无褒贬。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不过剩下些索漠。我觉得广州究竟是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奇异的花果,特别的语言,可以淆乱游子的耳目,但实际是和我所走过的别处都差不多的。倘说中国是一幅画出的不类人间的图,则各省的图样实无不同,差异的只在所用的颜色。黄河以北的几省,是黄色和灰色画的,江浙是淡墨和淡绿,厦门是淡红和灰色,广州是深绿和深红。我那时觉得似乎其实未曾游行,所以也没有特别的骂詈之辞,要专一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但这也许是后来的回忆的感觉,那时其实是还没有如此分明的。
鲁迅
很可能有只动物曾经私底下对我说过话,可我没听到,只因为我没在意。孩子们比大人更在意。如果弗恩说朱克曼家谷仓的动物说话,我很乐意相信她的话。也许如果人少说话,动物就会多说些。人是喋喋不休地在说话的——我可以向你保证。
E・B・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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