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 上帝不存在的假设使萨特处于窘迫的境况,但也使他获得“人注定是自由的”这个立足点。 上帝不存在,人的价值失去了终极的依据、尺度和目的,人“被抛这个混沌的世界”,“没有根据”,“没有意义”,面临这个敌意的、充满威胁的世界,人必然感到焦虑”、“恐惧”,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味着“痛苦”、“苦恼”。 那么人来到世上干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我是谁?这样,人的实在,人的地位,人的意识(即“自我”,主观之我),总之,“人”成了萨特存在哲学的中心题。 大凡哲学家把目光盯着人的共同性、人的本质这一普遍概念上,再根据这个普遍概念确定道德标准:“人的本质先于存在。” 萨特把这个论点颠倒了过来:“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指出人赤条条来到世上并无本质可言,人“自我存在”以后才获得“自我本质”。 萨特不同于弗洛伊德,后者否定社会现实世界对“自我”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他却承认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产生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但他认为可以摆脱外在世界的决定性作用而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这种自由在他看来是绝对的。 战争的悲剧使他明白:“单在任何情况下选择总是可能的结论是错误的。”
To love is to risk being rewritten by another.
To be modern is to be in constant dialogue with tradition.
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如果这是“革命文学”,则做“革命文学家”,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但“革命人”就希有。俄国十月革命时,确曾有许多文人愿为革命尽力。但事实的狂风,终于转得他们手足无措。显明的例是诗人叶遂宁的自杀,还有小说家梭波里,他最后的话是:“活不下去了!”在革命时代有大叫“活不下去了”的勇气,才可以做革命文学。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
"Language is both a bridge and a barrier, it connects us but also keeps us ap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