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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目光授寻着,想找一个面带傻气的家伙帮他把瓶瓶罐罐收起来,自然,他把目光停在了我身上。那就像是命运的一警,对我对他都是如此,因为从那时起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我们两个人一想起来都还觉得就像是上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
加西亚·马尔克斯
我那时候丝毫不知道怎么对死亡,只会找块平整一点儿的地方躺着等待死神降临。而他却满嘴胡话,回忆起一个娇柔的女子,她叹口气就能穿墙而过这些编造出来的回忆也是他的一种策略,为的是用爱的遗憾骗过死神。然而,当我以为我们可能已经死了的时候,他却活蹦乱跳地出现在我身边,整夜看护着垂死的我,他想心事的时候特别使劲,常常让我弄不清楚那断垣残壁之间呼啸而过的究竟是风还是他的所思所想,天亮之前,他用一如既往的声音带着一如既往的坚定对我说,他总算想明白了,是我扭转了他的好运,所以呢,把裤子系好,你扭转的,你还得给我弄顺了。 从那时起,我对他曾经有过的那点儿好感消失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他把他们的脸恢复成死人模样之前,没有人敢把他们埋进土里,但后来他的威望遭遇挫折,因为他发明了一种永远下不完的象棋,一个教士下着下着疯掉了,还有两位有名望的人自杀了,他从占梦师沦落为生日宴上的催眠者,从有灵力的拔牙师沦落为集市上的江湖郎中,到了我们见面的时候,连那些海盗都不屑于正眼看他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
索福克勒斯提醒我们,真正的智慧不仅来自头脑,它还要求人涉入命运之河,获取具身的体验。而命运也并不仅是人无法回避的设定,更是个人形成中最重要的素材。
黄晓丹
他们相信靠自己的才干足以掌管世界。但瘟疫挫败了他们。如风中高树般敏感,如墙头蒿草般脆弱,这就是曹丕对生命的感受。我们只有在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才最接近曹丕。
黄晓丹
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在那个尚未发明“天赋人权”的时代,因为相信天赋,血统必然是带着特定的人生任务赐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极力放大自我,寻求与天命的装应,对抗世间之恶。李广以其死抗议,李陵以其不死抗议,都成了武帝咽喉中的一根鱼刺。
黄晓丹
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黄晓丹
如果人的生命真的和春夏秋冬一样循环往复,我们肯定很快乐。因为万物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没有什么事需要人类操心。这就像学校的食堂六点开始卖早饭,很努力四点就跑过去了也没有饭吃,所以额外的努力是没有必要的,重要的是根据自然的节奏行事。
黄晓丹
钱锺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 元兵打破杭州、俘虏宋帝以前是一个时期。他在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为相面、算命、卜卦等人做的诗比例上大得使我们吃惊。……他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跋涉奔波,尽心竭力,要替宋朝保住一角山河、一寸土地,失败了不肯屈服,拘囚两年被杀。
黄晓丹
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
黄晓丹
“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我们知道屈原名平,为什么说“名余曰正则”呢?因为“正”的意思就是“平”,“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正则”的意思就是效法最平正的那个事物,也即天。
黄晓丹
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目前这个时刻,偶然的机会使您光临舍间;在另一个时刻,您穿过花园,发现我已死去;再在另一个时刻,我说着目前所说的话,不过我是个错误,是个幽灵。[插图]
黄晓丹
沿用苏轼的比喻,把人生看作渡海,当渡海之时,我们需要依靠船只这样的有形之物。船只即是我们恰好偶然诞生的时代、恰好偶然拥有的伦理身份、恰好拥有的天然禀赋、曾经选择但一定会被历史超越的目标和理想,及所有这些有形之物带来的限制和痛苦。没有它们,我们无法渡海,可是渡海之后,就要舍筏登岸。人必须意识到不能永远守在这条船上,被它限制。舍筏登岸,就是从伦理境界到生命境界的飞跃。
黄晓丹
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黄晓丹
关掉博物馆里西汉之后展区的灯光,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李陵遭遇了什么。在司马迁和李陵的时代,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道家尚未通过魏晋玄学进入诗的世界。被儒家的价值体系摒弃的人,就被扔到了意义的荒野上。针对人生的痛苦,我们在后世诗歌中看到的常用解决方案,如佛教对爱别离苦的思惟,道家乘物游心的逍遥、生死齐一的豁达都还不存在。撤去了这些方案的保护,汉朝人其实是赤裸裸地被扔在世界面前,只能以肉身对抗。我们在汉乐府和《古诗十九首》中,看到的就是这样无神可求、无处可逃的人们。他们却创造出最浑厚有力的艺术。后人爱靠思想求解脱,但仍会被汉诗中挺身承受的力量感动。
黄晓丹
去书店,如同去见某个人。可以是与自己相似的人,也可以是自己尊敬的人;可以是自己所爱的人,也可以是怀念的人;可以是自己想见的人,也可以是再也见不到的人。通过书店,我们可以再次与他们相遇。
岛田润一郎
文学和书籍并不是特效药。但是,翻开书页,面对文字,至少能让人逃离日常的喧器。查阅字典,追逐文字,将自己的经历与书中的内容联系起来,有时还会因为想起某个人而情感涌动。换句话说,阅读至少能帮我们找回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岛田润一郎
我在找工作上付出的努力则全是徒劳,失败得惹人发笑。 首先,简历就没能通过。在二十七岁之前,为了勉强维持我的作家梦,我一直在打零工。因为读过的书比别人多,所以我在简历的自我介绍栏里写道:“虽然没有工作经验,但是读过很多书,我读完了《追忆逝水年华》。” “哦,读普鲁斯特的年轻人最近很少见啊。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工作?”我很期待这样的答复。可是,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只要我把简历和工作履历发出去,几天后就必然会收回一封简短的拒绝邮件。
岛田润一郎
我喜欢的书店,能清楚地传递出“这本书我们想卖”的信息。在店内陈列的书籍,不仅是店员想卖的书,同时也是他们眼中熟客喜欢的书。书店的书架,是由书店店员和顾客共同构建的。 因此,像我这样的外人去评价那些书架好或不好,实在是错得离谱。如果我喜欢某个书架,那就说明有和我类似的人常常光顾这家店,反之则代表我们的品味不同,仅此而已。
岛田润一郎
一提到工作,我就会想起I和小宪,想起这两个年纪轻轻就离开了的人。 小宪因伤离开造船厂后,也曾为工作发愁。最终直到离世,他也没能找到工作。另一边,I虽然找到了工作,但无法逃离它,就这么疲惫地死去了。 然而,三十一岁的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寻找工作。一边不断收到“我们不需要你”的回复,一边日复一日地填写着简历。
岛田润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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