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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黄仁宇
但我们也不该单凭我们当前的时代意见来一笔抹杀历史,认为从有历史以来,便不该有个皇帝;皇帝总是要不得,一切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只要有了厂个皇帝,便是坏政治。
钱穆
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オ是正办呀!
钱穆
秦汉时代的宰相,他不但要管国家政务,还要管及皇帝的家务。这在周官书里的天官冢宰的职权,便是如此的。但现在的宰相,他既要掌管国家政府的一切事情,他再没有工夫管皇帝的家事。
钱穆
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
钱穆
中国的立国规模,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内凝结。……我们若非专凭自己时代判断,来吞灭历史判断,我们应该承认皇位世袭,是中国已往政治条件上一种不得已或说是一种自然的办法。
钱穆
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打乱。
钱穆
我把手放在锈蚀的铁栏上,回忆起儿童时代,为了一些现在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当时觉得至关重要的事情,我曾成千上万次跑过这扇大门。我望过去。
卡勒德·胡赛尼
人,重要的永远是人。意想不到的是人,出乎意料的是人。在许多时候,特别是大厦将倾时,人能做的似乎只有坦然等待时代的车轮碾压,尔后成为历史的碎屑。但在关键的时间节点上,又总会出现一些人,为覆亡按下暂停键,至少改变事情的走向。
刘楷悦
即便希腊人触及绝望,也总是通过美—以及美中令人压抑的部分。在这金色的苦难里,悲剧达到顶峰。而我们的时代,却在丑陋与痉挛中滋养绝望。因此,倘若痛苦也能变得卑劣,欧洲便堪称卑劣。
加缪
今天上午,大会正在通过各项决议。各项决议,通过表决,都以压倒性多数获得通过。人民大会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时代敏感,安全为要)
刘震云
这个时代的天使都是一场天庭叛乱中逃亡的幸存者。
加西亚·马尔克斯
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一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何;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黄晓丹
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在那个尚未发明“天赋人权”的时代,因为相信天赋,血统必然是带着特定的人生任务赐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极力放大自我,寻求与天命的装应,对抗世间之恶。李广以其死抗议,李陵以其不死抗议,都成了武帝咽喉中的一根鱼刺。
黄晓丹
为什么人们会拒斥线性的历史时间?因为它把神话时代的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生老病死的防御打破了。本来人们把自己看作和植物差不多的存在,只要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不必害怕死亡。可是环形的自然时间被打破后,死亡就意味着真的回不来了。对于活人,上天也不再主持善恶的审判。生死、善恶两个问题就此摆在了人的面前。诸子百家无一不需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原士人来说,这些思考是系统性的,是群体共同承担的。在依然处于神话时代的楚国,屈原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这造成了屈原的痛苦、孤独和分裂。
黄晓丹
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
黄晓丹
屈原完全相信他的身份如此不凡,使命如此特殊,因此不太可能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虽然“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故事出自《楚辞·渔父》,但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它是后人伪托的,也从文献上证明了这并非屈原自述。这就像《魔戒》里,迈雅承担迈雅的责任,精灵承担精灵的责任,人承担人的责任。甘道夫是迈雅,从来不会感慨人类和矮人“众人皆醉我独醒”。这才是神话中应有的等级思维。但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在《屈原贾生列传》中已将此事当作事实陈述,可见至迟到西汉时代,人们就很难理解屈原的天命观念了。
黄晓丹
在还没有空调的时代,江南夏日的房屋是终日开窗的,唯独西窗之外遮盖着稀疏的竹帘。那时虽有风扇和凉席,人仍然终日热得昏昏沉沉。常常是在下午,忽然间有带着雨珠的凉风飘进室内。走廊里响起窗户的撞击声、玻璃窗或玻璃瓶落地砸碎的声音、人奔跑抢救的声音。一阵混乱之后暂时安静,然后是雨脚巨大的喧响,一阵比一阵更凉的凉风带着泥土的味道涌进房间。对于一个心中尚未储存世事的儿童来说,那种凉带来的快乐如洪水决堤。正如旁观的大人常常评价的那样:“落雪落雨狗欢喜 。”
黄晓丹
杜甫在《赠卫八处士》中写“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而渊明写“未知明日事,余襟良以殚”,意谓优患虽深,但此时当下却全然惬意、满足。这是渊明高于杜甫的地方。杜甫所写的,是人们普遍感到而无法表述的情感,使人获得理解和熨帖。渊明写的,却是人们未尝想过的境界,使人震撼并向往。渊明的风度在于他以一人之力,干预了后人对晋末社会的整个想象。如果没有渊明,晋末印象就完全是尘满河洛、烟接寻阳,但陶诗却使人无法忽视,在最黑暗、动乱的时代,依然有澄明的生活和心地。对渊明的时代和人生越了解, 就越觉得不可思议一他是如何在完全清醒、毫不乐观的前提下,感受到如此多幸福的。
黄晓丹
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黄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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