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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牢牢把握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加强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增强主动性和紧迫性,取得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刘震云
申时行:“其实,从概率上讲,在人中,自杀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少的,一半人,是不知不觉被气死的;当然,这也等于自杀,是慢性自杀。”
刘震云
“你可别让他们气死。”申时行指着杜太白说。 “这也等于自杀,慢性自杀。”申时行又说。
刘震云
两个人在一起,和谐不和谐,除了相貌和性情这些第一反应,从根本上说,还跟见识有关系,道不同,这是第二和第三反应。
刘震云
刻薄,也是打架的原因;刻薄,也是知识分子的本性。
刘震云
这样的思致当然来自他的个人体验。平原和山谷中较矮的树枝不能理解最高枝的忧患,但最高之枝知道这场飓风最终会落到所有草木之上,使“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这便是“人莫之知”。而“忧来无方”并不仅仅是说不知道忧患会从哪个方向到来,而且是强调忧患的必然性、普遍性,无时无刻不在袭来。它不来自特定原因,也无法完全避免。 就像空气的流动必然会带来风一样,生命存在的事实就必然带有忧伤。
黄晓丹
《东山》四章,皆以“我徂东山,幅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开头。那条回家的路洒满秋雨,好像永远没有尽头。诗中有一句“自我不见,于今三年”。了解《东山》的忐忑,便可理解曹丕所说“三年不见,《东山》犹叹其远,况乃过之”的感觉:个人生命虽然在战争或瘟疫这样的群体性灾难中幸存了下来,但生命的底色变化了。
黄晓丹
特别是在看中唐以前的作品时,会有一种清晰的视觉印象一我独自在博物馆里,走过一件件展品,灯光独独打在它周围。后面时代的展区是一片黑暗。因为去除了后世历史的干扰,不再习焉不察,就容易看出历史切面上惊天动地的创造力。按时间顺序讲解文学史的过程中,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 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 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瞬何;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黄晓丹
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在那个尚未发明“天赋人权”的时代,因为相信天赋,血统必然是带着特定的人生任务赐到他们头上的,他们就能在一生中极力放大自我,寻求与天命的装应,对抗世间之恶。李广以其死抗议,李陵以其不死抗议,都成了武帝咽喉中的一根鱼刺。
黄晓丹
其实司马迁并不反对天意。如果“天”完全死了,人间的善就无所皈依,生命也不复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失败者如何还能称为英雄?他不关注那些不具备“天”的授意,而仅以“人”的欲望和决心去“逆天改命”的人。他最同情的恰恰是这一类人:明明白白从“天”领受了责任、理想、才能,天却于中途撤回了帮助。他们被地上的恶阻挠,不得不将自我献祭出来,作为对他强烈认同的天命的牺牲。
黄晓丹
为什么人们会拒斥线性的历史时间?因为它把神话时代的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对生老病死的防御打破了。本来人们把自己看作和植物差不多的存在,只要各处其位,各安其时,就不必害怕死亡。可是环形的自然时间被打破后,死亡就意味着真的回不来了。对于活人,上天也不再主持善恶的审判。生死、善恶两个问题就此摆在了人的面前。诸子百家无一不需思考这些问题。对于中原士人来说,这些思考是系统性的,是群体共同承担的。在依然处于神话时代的楚国,屈原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这造成了屈原的痛苦、孤独和分裂。
黄晓丹
屈原生活在公元前四到前三世纪的楚国。这个时候,中原地区已经进入理性时代,而楚地还带有很多神话时代的色彩。楚地的神秘性一直到沈从文写《边城》的时代还存在。在屈原的时代,楚国的巫和史还没有分家,掌管国家事务、氏族传承、神鬼祭祀和宗教礼仪的是同一个人。据现代学者考证,屈原担任的三闾大夫,就是主管这些事宜的。他可以说是一个站在神话时代和理性时代之间的门槛上的人。
黄晓丹
如果春与秋是循环的,那等待腐草成萤,死后重生就好了。可是屈原意识到了时间的线性,不再相信重生。当他思量(惟)草木零落这个事实时,立刻意识到,人的生命遵循着同样的逻辑,必将走向迟暮之年。 环形时间破产了,屈原成为了第一个为草木黄萎感到彻彻底底悲伤的诗人。《离骚》里写了那么多草木,没有一处有类似于“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的意思。屈原知道,不会再生了。 在“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之后,屈原重复地写了很多遍这样的话。
黄晓丹
阅读魏晋诗歌,和阅读汉代诗歌在感受上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面对的不再是面目模糊的作者群体,而是个性鲜明、身世清楚的具体的人。自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之后,文学史就变得充满个人的个性。建安七子之后有竹林七贤,竹林七贤之后又有太康时代群星闪耀的作家,在他们之后,又有陶渊明、谢灵运。文学史不再是群体的历史,而是个体的表达。在文学上追求个人风格的差异,借助作品留下个人生命的痕迹,就是从建安时代开始的。
黄晓丹
知道为什么而活的人,便能生存。”61这是现代人所能理解的逻辑。在文明史中,人们一次次地将各种观念发明出来。把它们当作一种答案,生活就不算白白受苦。可是那些没有找到答案的人呢?他们是靠什么活下来?这就是我后来关注李陵故事的原因。 李陵是藏在文学史背后的。冠名李陵的文学作品很多。完全确定是李陵写的,只有《汉书·苏武传》中一首楚歌体短歌。不过我在《汉书·李陵传》《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中读到一种共性的东西:在完全没有答案的情况下,哲学和智性中也没有资源可用时,仅以意志“扛住”的力量。在或真或假的作品里,李陵从没有司马迁那样豁然开朗的时候。他完全没有办法,但又完全不肯服输,竟也咬牙度过了一生。
黄晓丹
渐渐我有所体会:文学阅读除了捕捉其 “千载有余情”(陶渊明《咏荆轲》)的共时性魅力,还要发掘其历时性的“迁变之美”。忽然有一天,我看到闪电劈开天地的 瞬间:那是司马迁将他“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的人生解决方案创造出来的瞬间。 在因李陵事件下狱时,他存在的根基被完全动摇。无论是自我之中,还是社会文化中,都没有现成的方案来应对这样的局面。除了“好死不如赖活”,没有人知道还能以其他什么理由活下去。对于不能接受“赖活”的人来说,死是唯一成熟的办法。但司马迁创造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想法:把写作当作新的存在根基。以它为理由,人就可以不再躲避屈辱和死亡,甚至获得了“万被戮”也没关系的“准永生”。
黄晓丹
同样是一死一降的结局,李氏祖孙与两个小人物的区别在哪里?从这个结局倒回去看,我们会意识到,凡人更无反抗性。他们或被恶意随意拨弄,或成为恶意的一环。英雄则有选择、有抗争。哪怕结局不能逆转,人生却有悲剧性的力量。
黄晓丹
牧场生活是一种体力劳动,近来又有经济上的压力,所以“安于牧人生活”就关乎精力、自力更生和常识。一个人的生活,不是一连串他或她会因之受到称赞或排斥的戏剧性事件,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由一个人的家庭世代相传的重量去充实,由一种以土地为基础的地方感去锚定。
格蕾特尔·埃里克
从各种统计数据来看,如今,喜欢阅读的人远比过去要多得多。过去,文学是头脑聪明之人的爱好,但现在,我觉得它有着被更多人阅读的可能性,我也是“更多人”中的一个。年轻人不再读书了一发出这般喟叹的,不是阅读量惊人的人,就是自己不再读书的人吧。
岛田润一郎
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什么算世面呢? 读了书,去过北上广,知道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能坐在电脑前打一排字出来,留在时间线上…这算见过世面。 识得镇上的鸟儿,并能绣出来,会唱十三种不一样的调子,能种二十种作物,知道什么花在什么时候开放,雷雨过后甲玛沟会长见手青…这也算见过世面。 可她们还是羡慕。其实她们羡慕的似乎也不是我本身,她们羡慕的是当年自己丢失的那个可能性。
扎十一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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